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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為維護我國憲法第六條而辯

何干強 · 2020-01-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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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指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輿論潮”所說的“三項制度并列”?!拜浾摮薄笔前咽艑盟闹腥珪稕Q定》的一段論述作為自己根據的,但這是斷章取義和曲解。

為維護我國憲法第六條而辯

——評一種曲解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精神的輿論

何干強

  內容提要: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指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輿論潮”所說的“三項制度并列”。“輿論潮”是把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的一段論述作為自己根據的,但這是斷章取義和曲解。“三項制度并列”違反憲法第六條體現的唯物史觀指導思想,淡化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的社會性質特征,混淆基本經濟制度和關于經濟運行機制的經濟管理體制,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并不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廣泛的實踐基礎”和“深厚的群眾基礎”。“輿論潮”大量地用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思想和話語,來闡釋實現“三項制度并列”的政策措施,勢必起誤導經濟體制改革的作用,只會把《決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策部署,引向反面。

  關鍵詞:憲法  基本經濟制度  “三項制度并列” 唯物史觀  新自由主義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

  

  一、對嚴重違憲言論必須公開批評

  當前,全黨全國人民正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精神。一些人提出,“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簡稱“三項制度并列”),“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做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是“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還有人說,“三項制度并列”,“詮釋了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最新精神”。這就在媒體上形成一股把“三項制度并列”作為《決定》最新精神的輿論潮(以下簡稱“輿論潮”),把人們學習黨的《決定》的注意力,吸引到與憲法第六條規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上來。多年來,黨和政府在全國進行多次普法教育,憲法第六條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含義已經深入人心;這股“輿論潮”突然以學習貫徹《決定》精神的名義,宣揚“三項制度并列”這樣的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就引起廣大干部群眾的高度關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①]

  這清楚地表明,憲法第六條規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指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輿論潮”所說的“三項制度并列”。盡管《憲法》第六條中有“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條款,但是,并沒有納入基本經濟制度,而是作為分配制度規定的。盡管憲法“總綱”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第十一條”有“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十五條”有“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款;但是,這些條款和表述,都沒有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納入基本經濟制度的范圍。顯而易見,“輿論潮”所謂“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出了憲法第六條關于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界限,是違憲言論。

  誠然,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輿論潮”對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不同見解,可以允許;不過,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第六條沒有修改之前,這種違憲的言論,不應當公開發表?,F在既然形成了這股“輿論潮”,那末,懂得維護憲法尊嚴人們,只要讀到有關文章,就不得不站出來指正,尤其對其中反馬克思主義的、違憲的錯誤思想,就不得不公開辯駁。我們黨的輿論管理負責同志是應當允許這種辯駁的;否則就難免背上放任公開發表違憲言論,助長違憲之風的罵名,難免讓廣大人民群眾產生“只許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的怨言。

  二、“輿論潮”對黨中央《決定》的曲解

  毋庸諱言,“輿論潮”是把黨中央《決定》的一段論述,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②] ,作為論據的。然而,這段話能作為《決定》已經修改了憲法第六條的根據嗎?不能!

  其一,《決定》在“輿論潮”中提出的“三項制度”后面用了“等”字。“等”這個詞在漢語中,既有列舉未盡,也有列舉煞尾之意。從“等”字“列舉未盡”的含義看,我們只要認真學習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就不難發現,在“六、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個一級標題的下面,有五個二級標題,即“(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三)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五)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就足以說明,《決定》中這段話的“等”前面要說的,實際上不止“輿論潮”所說的“三項制度”,而有五項“制度”。從“等”字“列舉煞尾”的含義看,“等”字后面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不應理解為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而只能理解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在經濟生活中起普遍作用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若干經濟制度。在漢語表達中,“基本”經濟制度往往可以省略“的”字(當然,為了避免混淆,在重要文件中,最好不省略這個“的”字)。簡言之,“輿論潮”把《決定》這段話中“等”字前面的五項“制度”取其三項,并列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取代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斷章取義。

  其二,《決定》并沒有提出與憲法第六條規定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基本經濟制度。雖然《決定》表述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憲法第六條的規定表述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不能認為,這種字面上的差別,就認為決定提出了新的“基本經濟制度”。確實,在概念上,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如果把社會主義等同于社會主義社會,那么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階段。但是,《決定》表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省略語。因為《決定》明確指出,“……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③]。所以,《決定》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指的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不是指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眾所周知,有時為了節省用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常簡稱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稕Q定》這段論述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社會主義”,也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簡略表述。

  其三,《決定》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做了遵照憲法第六條規定的準確表達。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系統闡釋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 的“顯著優勢”,包括13個方面。其中一個“顯著優勢”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顯然,這段論述中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憲法第六條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內容完全一致;同時,這段論述又用“和”這個連詞,把憲法第六條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的含義區分開來。這就表明,《決定》并沒有把后兩者,納入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中。因此,“輿論潮”中有人說,《決定》把“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曲解。

  其四,《決定》不可能超越全國人大職權直接修改憲法條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并指出,“黨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建議,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進行憲法修改。”[④] 這清晰地表明了憲法修改的嚴格程序。黨中央領導憲法修改,提出正式建議在前,而行使憲法修改的職權則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⑤] 從這些重要規定和程序看,黨的重要文件不可能在憲法修改建議提出之前,就提出與憲法不一致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輿論潮”宣揚“三項制度并列”是新的“基本經濟制度”,這造成了人們對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已修改了憲法第六條,因而違反修改憲法程序的錯覺,產生了敗壞黨中央信譽的惡劣影響,在干部群眾中造成極大思想混亂。這是公然破壞“兩個維護”的言行。

  三、“三項制度并列”違背唯物史觀

  “輿論潮”宣揚“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下簡稱“三項制度并列”),如果符合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確實富有建設性,那末憲法第六條修改之前,公開發表,那就只是違反了修改憲法的程序。然而,“輿論潮”所謂“三項制度并列”不僅曲解黨中央的《決定》,而且背離唯物史觀,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毫無疑問,“輿論潮”所說的“三項制度”的每一項,都如《決定》指出的,“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并都在國家憲法有關條款中有莊嚴規定,但是,在辯證法看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起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⑥] 一旦把“三項制度并列”鼓吹為替代憲法第六條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變成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篡改!我們就不能不遵循黨中央關于“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⑦]的一貫要求,予以公開批評!

  首先,“三項制度并列”違反憲法第六條體現的唯物史觀指導思想。憲法第六條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概念,限定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范圍之內的。這是遵循唯物史觀指導思想的十分科學的規定。唯物史觀揭示出,在人類社會多層面的結構關系中,社會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⑧]而生產關系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同時,在人類社會的經濟運動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般環節之間既有內在聯系又有“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在包括自身的所有環節中,都是起決定性作用的。[⑨] 由于生產總是在一定所有制關系中進行的,所有制關系對生產起能動的作用,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在社會生產關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必然對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都起支配作用。[⑩]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簡明扼要地指出,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11] 正因為如此,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并把基本經濟制度規定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范圍,這就突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整個社會結構和整個經濟運動中的基礎性的、決定性的作用。然而,“輿論潮”的“三項制度并列”,卻把生產關系、分配關系和市場流通關系看成不分經濟層次、不分決定與被決定的并列關系,并把分配關系和市場流通關系都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就否定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運動中的決定性作用。這種無視社會經濟運動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環節之間的辯證關系,把他們機械地并列在一起的思想方法,正是馬克思深刻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典型表現。[12]

  其次,“三項制度并列”淡化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的社會性質特征。唯物史觀認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的性質是由占統治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正是貫徹這個基本原理,憲法第六條鮮明地強調了,在當代中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歷史條件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主體。這就科學地反映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質特征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主體。這種特征在不同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中表現為,公有制經濟和其他多種經濟成分相互之間,絕不應是平起平坐的所謂“平等”關系,而是主次關系;特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兩種經濟成分之間,是存在一定對抗性關系的,只不過在公有制為主體和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可以用非對抗性方法來處理。同時,所有制關系必然表現為階級關系。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關系,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勞動人民,才有條件成為國家的主人。從科學社會主義終將消滅私有制的偉大戰略目標看,我國只有遵循憲法第六條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才能建立起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的聯盟)和工資聯盟(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并堅持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者是次要的、“暫時的、第二位的”;[13] 從而沿著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不斷前進。然而,“輿論潮”的“三項制度并列”,卻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擴大到超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范圍之外,這就把公有制為主體這個關鍵性的規定淡化了,把這個規定的重要程度顯著降低了;因為如果“三項制度并列”,人們就不能弄清哪一項制度更為基本、更有決定性意義。我們知道,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旨,是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努力奮斗;《決定》系統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體系,包括“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黨和國家監督體系”;[14]這一系列制度,哪一項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都要以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經濟基礎。如果不再突出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這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制度建設,就都可能成為紙上談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輿論潮”的“三項制度并列”淡化公有制為主體,只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建設起阻礙、破壞作用。

  第三,“三項制度并列”混淆基本經濟制度和關于經濟運行機制的經濟管理體制。唯物史觀“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15] 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的發展,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反映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發展客觀規律的。而“三項制度并列”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調節生產和流通關系,或調節經濟機制方面的管理體制。固然,這樣的經濟管理體制也要反映客觀規律,但是,管理體制是與實踐主體的主觀認識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是具有一定主觀性的人的管理實踐概念,因而,它與反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屬于同一類概念,因而不能列為基本經濟制度范圍之內。那么,如果去掉“體制”這個詞,只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可以納入基本經濟制度?也不行。正如《決定》中論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指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16],其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含有憲法第六條的“公有制為主體”,而其中的“市場經濟”,按憲法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市場經濟已經含有憲法第六條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樣看來,“三項制度并列”,除了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沒有重復表述,在涉及所有制的方面,則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

  四、“輿論潮”中有人文過飾非

  “輿論潮”提出“三項制度并列”,打的是豐富和發展憲法第六條的基本經濟制度、順應改革開放實踐要求的幌子。有文章說,“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廣泛的實踐基礎、深厚的群眾基礎”。然而,這是文過飾非。

  其一,“三項制度并列”并不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對此,本文前一節已論證,把后兩項制度“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違反了唯物史觀指導思想。

  其二,“三項制度并列”并不具有“廣泛的實踐基礎”。遵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只有經過反復的社會實踐被證明為正確的理論和管理制度,才能說有廣泛的實踐基礎。讓我們對照一下經濟現實吧。”輿論潮”說,“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同時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健康發展。” 如果真是這樣“堅持”,現實經濟中的所有制結構就一定是公有制經濟牢牢地占著主體地位。但是現實情況卻令人憂慮!2005年,我國實施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布的數據表明, 2004年末在全國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總額的所有制結構中,國家資本、集體資本、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的占比,依次為48.1%、7.9%、28%、7.3%和8.7%;[17] 公有制占比為:48.1%+7.9%=56%,可以說,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然而現狀如何呢?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之后,有關部門沒再公布實收資本總額的所有制結構數據。不過,2019年11月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公布了第二、三產業按登記注冊類型分組的、各個行業的企業法人單位的從業人員數據,顯示了這兩大產業的從業人員在不同所有制法人單位企業的結構狀況。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資本的本質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本質是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因此,從業人員在不同所有制中的分布,是可以表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在突破資本拜物教觀念的意義上,甚至比用實收資本占比關系,更能從本質上表現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結構。筆者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的數據做了計算,假定在混合所有制(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可算作公有制經濟)和私人資本控股企業(可算作私有制)各占一半,[18] 那么,2018年末在全國第二、三產業法人單位中,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之比為19.55%比80.45%;而從全國第二、三產業包括法人單位和個體經營戶的總就業人員來看,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之比為13.3%比86.7%。[19]因此,實事求是地說,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地位,在第二、三產業中,總體上已經喪失!

  眾所周知,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要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也提出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要求。[20] 而現在國有經濟為主的公有制經濟在第二、三產業所有制結構中,占比竟如此之低,“輿論潮”面對這種現狀,不但不分析原因、總結教訓,反而說“我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這難道不在隱瞞事實真相嗎?所有制結構呈現如此嚴重不良現狀,這不能不讓人們認為,某些負責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導干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是假,放膽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真;宣誓執行憲法是假,照搬新自由主義,推行私有化“改制”是真。這些人對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

  由此也可以說,“輿論潮”所謂“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公有制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也是夸大其詞。因為如果真正實現了這樣的融合,統計數據中的公有制的比重就不可能在第二、三產業中下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

  其三,“三項制度并列”并不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具體經濟制度的群眾基礎,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能夠通過積極生產勞動,獲得相應的物質利益。勞動人民最關心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關系真正落實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雖然,在存在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公有制經濟要實施全國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的按勞分配,難以實際操作;但是公有制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只要企業有經營收入,那么在扣除生產成本、再生產基金和上交稅收等因素,確定了企業內的可分配基金之后,企業內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個人收入分配原則,是完全可行的。為此,從社會角度看,公有制企業占的比重越大,對勞動人民越有利,經濟制度就越有群眾基礎。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中,雇傭勞動者不能不為私人企業主無償提供剩余價值,收入兩極分化不可避免,為此,全社會私有制企業越多,對勞動人民越不利,經濟制度就越沒有群眾基礎?,F實的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如何?這里篇幅有限,只以工業部門的利潤在不同所有制中的分配狀況為例。據國家統計局編撰的《中國統計年鑒2019年》數據,[21]2018年末,我國工業部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計為66351.4億元,其中內資企業為49575.8億元,占74.7%;港澳臺投資企業為6454.5億元,外商投資企業為10321億元,兩者共計16775.5億元,占25.3%,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內資企業在工業部門總利潤中,取得約3/4的利潤。而在內資企業中,我們把中國統計年鑒規定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一半,都算作公有制經濟(這顯然有所高估),那么,2018年它們依次相加的公有制經濟的利潤為:1816.6+102.2+22.8+9.3+(20312.7+10175.8)×50%=17195.15(億元),占工業總利潤的25.9%。而私有制經濟的利潤為:私營經濟17317億元,加上混合所有制占一半的私有制利潤,即17317+(20312.7+10175.8)×50%=32381.3(億元),占工業總利潤的48.8%。這樣,工業部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利潤中的基本分配格局就是:公有制經濟占25.9%,私有制經濟占48.8%,港澳臺、外資經濟占25.3%。因此,代表勞動人民經濟利益的公有制經濟所分得的利潤只占25.9%。試問,這樣一種社會經濟利益的基本分配格局,能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嗎?“輿論潮”所說的“群眾基礎”,莫非是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企業主?。

  尤其要看到,私有、外資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高,在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客觀規律作用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情況就越嚴重;盡管國家財政可以采取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但是終究不能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決定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從而不能改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基本態勢。國家統計局正式公布的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我國基尼系數,從本世紀初起,就連續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的0.4,達0.47以上: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2]經過國家政府采取措施,2013年之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在2015、2016、2017、2018年,仍分別高達0.462、0.465、0.467、0.468。[23],且有上升趨勢。由此看來,”輿論潮”說,“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們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這也是文過飾非的。

  五、“輿論潮”誤導經濟體制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2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25] 可是,“輿論潮”在用“三項制度并列”替代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大量地用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思想和話語,來闡釋實現“三項制度并列”的政策措施。只要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輿論潮”提出的、看似貫徹《決定》精神的許多“改革”措施,并不符合《決定》基本要求,是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根本對立的;勢必起誤導經濟體制改革的作用,只會把《決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策部署,引向反面。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淡化、削弱公有制,推進私有化的“改制”。“輿論潮”中有人提出的許多經濟體制“改革”具體措施,用中國成語來形容,稱得上掛羊頭賣狗肉:

  ——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方面。“輿論潮”根本不提鞏固和發展國有獨資企業,根本不提發展城市集體經濟。實際上,只有國有獨資企業的鞏固和發展,才能真正體現出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而在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城市集體經濟,這有利于共產黨對工人階級隊伍的領導,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團結,有利于發展工農聯盟,有利于落實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比私有制性質的“民營經濟”更有利于擴大城市居民的就業??梢哉f,“輿論潮”無視國有獨資企業和城市集體經濟,其實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26]這一重要戰略性要求的消極怠工。

  ——在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輿論潮”只講“鼓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卻閉口不提公有制控股這個關鍵性要求。實際上,從社會角度看,只有在堅持公有資本控股的前提下發展混合所有制,才能真正擴大公有制的經濟控制力,才能真正擴大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只要放棄這個要求,就難免放任發展私人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把公有制經濟推到由私人資本控制的境地,也就是在擴大私有制經濟。由此可以得出,“輿論潮”在這方面的提出的“改革”措施,與《決定》的要求相反,不是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而是在放手煽動推行私有制多種形式。

  ——在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方面。“輿論潮”照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模式”,提出國有經濟“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不提國有資本對市場競爭性領域的投入,這實際上是對國有經濟的發展設置阻礙。“輿論潮”更不提對國有經濟的整體性監管。須知我國的國有經濟具有憲法規定的全民所有制經濟性質,要真正壯大國有經濟,就不能不對投入工商業領域、金融領域的經營性國有資本,實施整體性的調節和監管,包括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國有經濟監管機構,代表全國人民行使對整個國有資本的所有權,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所有權對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權的監督管理機制。必須充分認識,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是資產階級國家為緩和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矛盾而不得不設置的,主要是作為宏觀經濟的“調節器”或“穩定器”,為資產階級整體利益服務的,因而發展比例必然受到私人壟斷資本的制約。“輿論潮”搬用西方國家對國有經濟的管理模式,這是把我國的國有經濟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性質混為一談,實際上是限制我國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

  ——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方面。“輿論潮”根本不提新中國獨創的、行之有效的“鞍鋼憲法”,即“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職工群眾的三結合)。“輿論潮”專門提出“推進骨干員工持股制度”,這無疑是把國有資本轉化為骨干員工的個人投資,讓他們享有區別于一般員工的“按股份分配”的特權,這就不只是一種推動國有資本私有化的“改制”,不只是對公有制經濟內部“按勞分配”原則的消解,而且是用資本主義私有制觀念腐蝕骨干員工,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的餿主意。

  ——在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面?!稕Q定》要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而“輿論潮”的文章卻提出“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把家庭經營排在首位。這顯然在降低“集體經營”的地位。理論和實踐經驗都表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關鍵在于集體經濟組織堅持行使集體統一經營權。著名的南街村、華西村、劉莊等全國優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這些年來新涌現的唐約村等脫貧致富的新農村,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寬廣,無不證明了這個道理。而一旦強調集體土地分田到戶、由農戶分散“家庭經營”,就等于放任土地集體所有制蛻變為土地私有制。“輿論潮”還提出“實現小農戶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欺人之談。須知現代農業與現代工業一樣,也是以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等利用高新科技生產和社會化分工為前提的,獨立經營的小農戶生產方式本質上不適應農業現代化。在人均土地耕地較少的國情下,我國能在某種程度上適應現代農業的“農戶”,只能是兼并了其他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極少數私人農場,而獨立經營的小農戶的農民們為了維持生存,則不得不外出打工,或淪為私營農場主的雇傭勞動者??梢?ldquo;輿論潮”中有人提出的,是一種看似發展現代農業,而實踐中勢必是把廣大農民與現代農業分離開來的、根本不應當在中國推行的資本主義經濟主張。

  可見,“輿論潮”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提出的是淡化、削弱措施。

  相反,“輿論潮”對資本主義性質的“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提出的卻是擴張、助長措施。“輿論潮”根本無視憲法第六條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在全國第二、三產業的私有制經濟顯著超過公有制經濟的不良態勢下,居然不提引導、改造和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繼續擴張的任何措施,反而強調,“要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環境,推動其走向更加廣闊舞臺。”“輿論潮”還反復使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抽象平等概念,提出“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這是對憲法第六條的公然藐視。試問,私有制經濟違反憲法第六條規定,超過了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這就平等了嗎?在唯物辯證法看來,經濟關系上的平等或公平,就是對待不同經濟主體使用同一尺度;公有制經濟的成員,在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或生產關系上是平等的,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員,在生產關系上是不平等的。資本家階級經濟學總是用勞動力商品買賣這種流通形式上的表面平等,來掩蓋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生產關系中的實際不平等。在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歷史條件下,用中國社會朝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同一尺度,或者說用生產資料所有權占有的同一尺度看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實質絕不是平等的。憲法第六條之所以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其實是反映了,在當代中國沿著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只能是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被控制、主體地位與附屬地位的關系,這種不平等關系是絕不允許否定,也不應當顛倒的;一旦被顛倒,那就意味著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被顛覆??梢?,“輿論潮”反復提出“各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不過暴露出,這種輿論在用資產階級具有欺騙性、虛偽性的平等觀,來實現推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陰暗用心。

  二是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話語誤導改革。如果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來貫徹黨中央的《決定》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就應當力求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墒?,“輿論潮”中的文章卻搬用了相當多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話語,來闡釋實現其“三項制度并列”的政策措施。例如:

  ——“輿論潮”說“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石”。這里的“產權制度”在概念上含混不清,無法與西方資產階級新制度經濟學的相同概念劃清界限;它顯然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實際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只有占統治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才是決定市場經濟特殊歷史形式的基礎?;\統地宣揚五花八門的私人財產權都包括在內的“產權制度”,并把它強化到市場經濟的“基石”的高度,這只會慫恿一些人渾水摸魚,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輿論潮”說,“只有競爭是公平的,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企業優勝劣汰”。這其實搬用了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所謂“只有自由的市場競爭才能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基本觀點。[27] 這種觀點既膚淺,也掩蓋經濟現實。因為所謂公平的市場競爭,就是市場主體只承認市場權威、而不承認社會權威對社會分工進行必要的調節。[28]而市場主體從私人利益出發的自由競爭,必然突破社會分工的按比例發展,因而必然導致爆發經濟危機,其實是被迫在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和浪費的條件下,使社會再生產適應按比例發展的要求。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自1825年第一次爆發以來,周期性地爆發從未停止,無可辯駁的證明了這個判斷。因此,所謂自由競爭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最優配置,完全是一種站在資本家私人立場上的辯護性謊言。”輿論潮”宣揚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典型觀點,來指導我國經濟改革,勢必導致顛覆性嚴重后果。

  ——“輿論潮”說,“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這搬用了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有名的“薩伊教條”,即認為工人提供勞動要素獲得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要素獲得利潤、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要素獲得地租,簡稱“按要素分配論”。[29]這種教條認為收入是生產要素自身的產物,否定價值是凝結的社會勞動。這是一種反映資本主義經濟表面現象的拜物教觀念,它掩蓋了國民收入全部是工人階級創造的新價值這種真相,掩蓋了資本家階級占有的利潤、利息和地主階級占有的地租等,實質都是憑借本身不能創造價值的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對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薩伊教條”進行過詳細、深刻的批判。而市場機制,實質是流通領域的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和對生產的反作用調節過程,它本身是由生產過程中的價值規律來決定的。所謂分配由市場機制決定,這種觀點掩蓋了生產對流通、生產關系對分配關系的決定作用。因此,說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是一種極具欺騙性、虛偽性的資產階級經濟觀點。用這種觀點來推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只會破壞憲法第六條關于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規定。

  ——“輿論潮”說,“逐步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這搬用了西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流行話語,在理論上是對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否定,因為資本積累發展的歷史趨勢是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而不是所謂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有學者依據事實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是“金字塔形”[30]。近年來美國底層群眾喊出反對收入上的“1%和99%”,也證明所謂“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關系格局真相的掩蓋。其實,處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底層的,絕不是“橄欖尖”那樣的少數窮人,而是相當多的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勞動人民。我國的社會收入分配關系發展的目標其實很清楚,就是要實現與資本主義社會絕不相同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雖然現階段也會存在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只要堅持落實憲法第六條規定的所有制結構和相應的分配制度,就不會允許社會形成少數社會成員暴富的“橄欖尖”,也不會允許產生極端貧困的社會成員。”輿論潮”居然用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炮制的所謂“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這樣一種謊言,作為我國分配關系改革的目標格局,這是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性誤導。

  綜上所述,“輿論潮”是在用資產階級的觀點,闡釋黨中央的《決定》,是一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拙劣言行。對“輿論潮”違憲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我們必須進行理直氣壯的公開批判。

  2020.1.8

注釋:

  [①] 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②]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06日 01 版。

  [③]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06日 01 版。

  [④]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01版。

  [⑤] 《中國共產黨章程》,新華社北京10月28日電:http://djsjk.people.cn/content/index/29614351。

  [⑥]《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頁。

  [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9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網絡版2009-09-2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128764.html。

  [⑧]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至第33頁。

  [⑨]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7頁。

  [⑩] 參見何干強:《所有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7月19日第1版;何干強:《用唯物史觀指導經濟發展和調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8年第4期,并公開發表在清華大學主辦:《經濟學季刊》2019年第2卷第1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15—140頁。

  [11]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4頁。

  [1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7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7—198頁。

  [14]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06日 01 版。

  [15]《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

  [16]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06日 01 版。

  [17] 數據引自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2006第4號,第19—21頁;“實收資本:是指企業投資者實際投入的資本(或股本),包括貨幣、實物、無形資產等各種形式的投入。實收資本按投資主體可分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等。”

  [18] 這種假定,可能造成對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占比偏高,實際上,私人資本控股企業可能超過50%。

  [19] 筆者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布數據計算得出,見普查公報(第二號至第六號),國家統計局網站,2019年11月20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1/t20191119_1710335.html。

  [20]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光明日報2015年9月14日第06版。

  [21] 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19年》“十三、工業,表13—1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指標(2018 )”。

  [22] 數據見《國新辦舉行201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報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介紹201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3/0118/index.htm。

  [23] 數據分別見《中國統計年鑒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2018》、《中國統計年鑒2019》:“一綜合 表1—4: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效益指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2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頁。

  [25] 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

  [26]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0頁。

  [27] 參見何干強:《兩種對立的宏觀經濟問題觀辨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28] 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413頁。

  [29] 詳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1—926頁。

  [30] 參見宋麗丹:《“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歷史歸宿——一當代西方社會為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35—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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