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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變的傳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彝人家支再造

劉東旭 · 2020-01-13 · 來源:《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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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彝人家支的生成實際上是世界貿易市場影響之下珠三角臨時工勞務市場的興起和發展,引發彝人群體內部競爭、秩序混亂與重建的過程。同時也是彝族工人作為勞動力資源被深度市場化,而社會又不斷生成抵制市場化現象的過程。

  【內容提要】家支是傳統彝族人最為核心的社會組織方式,隨著大量彝人外流到珠江三角洲地區務工,家支與家支聚會也在當地逐漸興起和發展。這種新家支的生成是在領工制基礎上,臨時工勞務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投射到彝人社會組織關系中的表現;同時也是彝人應對群體內和群體間不穩定的緊張關系而增強自身社會性團結,從而對勞動力深度市場化過程生成抵制的反映。因此,珠三角彝人家支和家支聚會的社會意涵已經與傳統彝區發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斷裂,是一種新的創造。

  【關鍵詞】 珠三角 彝人 家支聚會 領工制

  一、 引言

  彝族過去主要聚居分布于川、滇、黔等地的山區,隨著中國社會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對勞動力需求的急劇增加,大量的彝族人也逐漸被卷入到這股人口洪流之中,他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流向全國各地從事務工、經商等活動,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區是彝人集中流入的地區之一。據筆者調查估計,目前活躍于這一地區的彝族有十萬余人,他們大多來自大小涼山地區的北部彝語方言區,相對集中分布于東莞、深圳和惠州三地,主要從事工廠臨時性普工工作。

  如此大規模的彝人進入到珠三角地區務工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組織、習俗和生活方式,近年來家支及家支聚會在當地的興起和發展正是這一現象的體現。在彝人傳統社會中,家支是一種以父系血緣為紐帶,承認共同祖先,通過父子聯名制譜系建立起來并奉行外婚制成員的統稱。每個家支都有自己的姓氏,每個彝人都必然屬于某一個家支(少數阿加、嘎西除外),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彝人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按家支組構的社會。

  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認為,彝人的家支是與奴隸社會相適應的社會制度,隨著彝區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推進,它就被認定成一種落后而應該被社會淘汰的制度。因此,1956年新中國民主改革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彝人家支組織的發展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家支活動幾乎停止。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彝區各地又逐步興起以農業、婚喪儀式互助的名義搞家支聚會,家支又重新活躍起來了。

  對于彝人家支由沉寂到再發展,學者們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普及的一種觀點認為,彝區社會長期低下的農業生產水平導致商品經濟的欠發展是家支制度長期保持而沒有消解的重要原因。家支制度要消解的基本條件就是商品經濟及其價值觀念在彝區的普及。因為商品貨幣經濟愈不發展,血緣關系就愈起作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程度越高,血緣關系的作用就越小。強大的商品經濟沖擊是彝族家支解體的重要前提。

  然而,隨著彝人開始流向珠三角地區直接投身到市場經濟浪潮之中,他們不僅作為勞動者參與工廠生產,同時他們還發展出勞務中介、勞務派遣等將彝族工人勞動力高度商品化的行業。如果按之前的解釋,這些流動到珠三角彝人的家支組織早就應該被沖散而消解了。但是,事實卻剛好相反,他們在最近幾年又重新開始重視家支組織,并隆重地舉行了家支聚會。

  這種新的情況似乎說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消解掉家支,反而激發流到外地原本陌生的彝人生成了新的家支組織,在表面上與前輩學者的解釋構成了一種矛盾。那么,在本質上這種矛盾是否存在?市場化或商品經濟與彝人家支生成到底是什么關系?珠三角這個特別的時空背景對于新家支的生成意味著什么?這是否可以說明,家支作為一種“彝性”已經“頑固”到根本無法消解掉的程度了呢?

  根據實地的調查表明,事實并非如此簡單。珠三角彝人家支生成實際上是彝人與新環境中各種復雜社會關系互動的結果,尤其與日漸深入的勞動力市場化趨勢和社會反市場性的彼此糾葛有關。因此,它很難說是傳統彝人家支的延續,而是一種新的創造,所以也不能對傳統彝區的研究經驗構成挑戰。下文筆者將通過對珠三角彝人家支興起過程的細致描述來揭示其背后的邏輯。

  二、彝人在珠三角

  彝人最初進入珠三角地區主要是從事零散務工,后來發展出以工頭帶領為主的領工制模式。這種領工制本質上是一種有組織的臨時用工模式,并非彝族人的發明,在彝人之前其他群體中這種模式早已廣泛存在。但是彝人參與的領工制卻是在2002年左右開始形成,2006~2007年發展到高峰。其最初的興起與早期外出打工者的經驗積累和地方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有關。但背后的動力則主要是珠三角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后對勞動力需求的迅速增加。由于世界貿易帶來的訂單很大一部分是后福特主義階段西方國家對非核心的生產領域進行外包的結果,所以時常變幻不定(主要為季節性變化)。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國內的大型外包工廠往往采取將部分訂單再次轉包的策略,那些二包或三包的代工工廠為了賺取微薄的利潤就開始大量使用臨時工(或派遣工)。這些臨時工不僅在待遇上遠低于正式員工,而且還必須時刻準備被工廠辭退,他們事實上成為了一群特別的“后備勞工游擊隊”。彝人流入珠三角適逢這一潮流的興起,同時由于其自身在語言、習俗、組織方式與主流工人群體的差別被理解為勞動素質低下的表現,從而使得他們幾乎都淪落成了這種“后備勞工游擊隊”。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逐漸生成了自身的組織模式——領工制。在這種模式下,工頭們充當“中間人”,從老家將自己的親戚和老鄉帶過來介紹進工廠打工,工價以小時計,工頭從工人的每小時的工資中抽取一部分差價作為利潤。在打工期間,工頭有責任關照自己手下的工人,并向其家人負責,所以這些工人也被要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只跟隨一個工頭,不能隨意“跳槽”。因此,從一定層面上講,盡管彝族工人從事的是高度市場化的計時工,但是他們卻并沒有被消解為可以自由擇業的個體工人,而是圍繞工頭形成一個基于血緣、姻緣或老鄉關系的小團體。這種小團體使得彝族工人沒有像個體工人那樣的擇業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呈現出一種“反市場”現象。

  但是,這種表面的“反市場”現象實際上是勞動力在更高層面上被深度市場化的結果。因為這種領工模式可以批量而高效地調動工人,盡其最大可能地組織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快速流通,滿足工廠的需求。他們內部的組織性事實上成為打破流通障礙,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基礎,其市場化的強度遠高于個體擇業工人。然而,領工模式在促進勞動力市場流通的同時也可能蛻變成為工人們應對“勞工游擊隊”身份不確定性帶來傷害的一種方式。當工廠違背約定,侵犯他們利益的時候,這些同屬于工頭帶領的“游擊隊”就會演變成為可能團結起來與工廠博弈的主體。領工模式的反市場性在這個時候就突顯出來了。因此可以說,彝族工人生成的這種社會團結不但與其自身的特點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他們作為勞動力資源被深度市場化的過程有關。

  正是在這些復雜關系的糾葛之中,彝人領工制得以快速發展,2002年的時候,整個東莞做工頭的不過二三人。這些早期的領軍人物,后來一度發展成為勢力龐大的大工頭,而早期跟隨他們做帶班的“小角色”,在這一過程中也紛紛發展成為相當規模的工頭。由工人到帶班,到小工頭,再到大工頭,最后到成立勞務公司是彝人工頭基本的生成和發展模式。因為這些逐步發展起來的工頭在早期都跟隨某一個大工頭,他們之間建立了比較良好的關系網絡,所以即使在彼此“獨立”之后也會選擇性地與原來的群體保持經常性的聯系,在生意上彼此合作,在面臨困難的時候相互協助。因此,工頭和工頭之間往往通過血緣、姻緣、地緣因素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團體。

  三、珠三角彝人家支聚會的興起

  2010年6月,來自云南的35個彝族工頭在東莞市鶴江鎮舉辦了一次聚會。這次聚會是我們了解到當地彝人第一次以云南省的名義召集,并明確以增強團結為目的的一次聚會。它的緣由是來自云南寧蒗的一名姓杰羅的工頭被四川工頭敲詐事件。2010年2月,11個四川彝族工人在老家跟杰羅聯系,說要過來跟他打工。由于其中幾個曾在他手下做過,所以杰羅就同意接他們到工廠。但是等到這些人剛進工廠做了一天,就有幾個四川工頭來找杰羅說這些工人是他們的,杰羅故意挖他們的工人,因此要求杰羅按每個工人5000元的標準賠償給他們。當杰羅去工廠找那11個工人證明時,他們早已不知所蹤。為了解決這個事情,杰羅召集了自己的親戚朋友(多為工頭)來協助,但最終還是抵不住對方的脅迫,以近4.5萬元的損失為代價才解決了這件事情。

  杰羅認為對方實屬是無賴性質的仗勢敲詐行為,那11個工人是對方故意“放長線釣大魚”的誘餌。因為從2006年開始工廠用工量大,工頭的工人有限,工頭之間經常在私底下挖別人的工人,進而導致很多暴力沖突。后來,為了避免挖人引起的惡性沖突,工頭們形成了挖一個人由工頭賠償5000~10000元給原工頭的潛規則。因而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挖人的現象。但是,有一部分工頭卻將這個規則作為另一種“商機”,專事此道,杰羅事件便是典型的例子,很多工頭都有類似的遭遇。

  雖然事情已經解決,但杰羅對此卻憤憤不平,他將這件事情告訴自己熟悉的老鄉,通過彼此串聯的方式,聯系了35名來自云南的工頭一起召開了這次聚會。按照彝族的習俗,參會工頭每人出500元錢,殺了一頭牛來吃,并且共同約定來自云南的工頭們彼此要團結,平時要多聯系,以后遇到此類事件大家都要出面協助解決,如果發生沖突或者產生賠償費用,大家要分攤,最后還提議每年都搞一次聚會。但是,此后的2011年和2012年,這種聚會并沒有得以延續,到2012年7月為止,當時參與聚會的35名工頭已經有10名因為領工生意不好做而回老家發展了。

  盡管此后這種云南工頭的聚會沒有再次召開,但是他們這次聚會的影響卻非常大。從2011年開始,各種以家支名義召開的聚會如雨后春筍般地在珠三角出現了。據我們調查所知,木爾惹古(馬姓)、盧姓、杰羅、阿薩惹古等多個家支都分別陸續地開了類似的大型聚會。這些家支聚會完全超越了之前那種工頭與工頭之間的小團體,甚至跨越了省界,原本那些根本不認識的工頭都通過這種聚會一起認了家門,建立了聯系。

  總體而言,不管是以省籍召開的聚會,還是以家支召開的聚會,其目的都是為了強調內部的團結,擴展自己的社會資本,以共同應對潛在的風險。但是,以家支名義召開的聚會明顯更具生命力,這無疑與家支在彝人社會傳統中的核心地位有關。在傳統彝人社會,家支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對外抵抗其他家支的侵占,對內維護群體成員秩序,因此,家支的這種功能很容易就會被珠三角的彝人調用以應對來自新環境的潛在危險。

  因此可見,珠三角彝人家支的發展和家支聚會普遍召開的直接原因是工頭爭奪工人導致的秩序混亂,而本質上反映的卻是勞動力市場中的緊張關系。工頭們充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導致社會秩序混亂(挖工人),因而不得不約定新的“潛規則”。但是這種規則又蛻變成那些敢于鋌而走險的工頭用來獲取利益的工具(比如杰羅遇到的這類事),而這種行為最終激發了工頭們調用家支來構筑共同的防御體系。從本質上講,工頭對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及其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實際上是高度市場化的體現,但最終他們又不得不召喚出一種新的社會團結來抵制深度的市場化行為。這種辯證對立的關系恰好反映了市場和社會的高度嵌合性。

  下文筆者將主要以阿薩惹古家支為例更進一步闡釋珠三角彝人家支及其聚會中反映出的市場化現象和社會的反市場行為。

  四、阿薩惹古家支聚會的流程與議題

  阿薩惹古是涼山彝族曲伙系統中的一個家支,其以下分為阿薩斯鴻、阿薩斯都、阿薩斯依、阿薩斯烏、阿薩斯茲、阿薩斯色、阿薩斯史、阿薩斯布、阿薩斯普等9支,后裔遍居四川、云南兩省6州5市,居住區域與操北部方言的涼山彝族的分布范圍基本一致,以涼山彝族自治州和毗鄰的云南寧蒗彝族自治縣分布最為集中。根據《中國彝族譜牒選編·四川卷》記載,阿薩惹古的族裔已衍生出拉木、結茲、海立、介番、哲等104個亞宗姓家支。因此,從人口規模來說,阿薩惹古在涼山彝區是非常大的一個家支。而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在東莞、深圳和惠州一帶,阿薩惹古家支的工頭和工人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多的,他們召開家支聚會的規模也相當大。2011年6月,來自四川和云南的阿薩惹古家支工頭在東莞大龍鎮舉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聚會。參會工頭分別由來自云南的李知路和來自四川的海立體史召集,總參與人數達八十余人,最后正式登記在通訊錄上的有51人。2012年4月,他們在東莞市老布鎮召開第二次家支聚會,參會人數七十余人,最后確認登記在通訊錄上的工頭有42人。

  (一)家支聚會的基本流程

  筆者通過對阿薩惹古家支及其他家支聚會的考察發現,珠三角地區的彝人家支聚會一般要進行兩天,其基本流程大致包括如下4個階段:

  1. 會前準備

  在召開會議之前首先由幾個影響較大的工頭提前聯系商定聚會的時間和地點,然后再將信息傳遞給自己認識的同家支工頭。根據反饋回來的信息預訂餐廳、房間和買牛。餐廳要能按照他們的要求做彝族傳統食物,牛的大小也是根據人數而定,其價格在2000~10000元不等。同時對參與人員進行分工,尤其指定財務員。

  2. 聚會第一天

  參會工頭在正式聚會的前一天到達聚會地點,根據召集人的分工,安排殺牛。晚上,參會的人員按照彝族的習俗聚餐,盡情地吃坨坨肉,喝啤酒。

  在席間,聚會的召集者,往往也是家支內輩分較高的人給大家強調聚會的目的和意義,提出需商定的問題。然后,再由其他在場的人發表意見,充分地對議題進行討論。聚餐一般會持續到深夜,彼此加深接觸。很多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家門在這一頓酒之后就彼此熟悉,建立了聯系。

  3. 聚會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等所有人都起床后,大家要集體照相留念,同時登記各自的姓名和聯系方式,以方便做成通訊錄。臨近中午的時候再次聚餐。按照彝族的習俗,從別的家支嫁入到本家支的女性會買酒來給大家喝。在席間,聚會召集人、家支長輩講話,將頭一天大家發表的意見進行綜合,最后提出一些規則和約定,再由大家討論。最終這些討論過的約定就要成為以后家支成員行事的規范。

  席后,由財務員宣布此次聚會的花費,以及每個人承擔的數量。然后再給送酒的女性成員一些打發錢。至此,會議就宣告結束,工頭們各自回家。

  4. 聚會善后事宜

  聚會之后,負責召集的工頭要做好通訊錄,沖洗好照片,送到各個工頭手中。通過這樣的聚會不僅所有的參與者都建立了聯系,同時也會產生出家支成員公認的代表人,這樣的家支代表一般都做事公道,對家支的事情積極,并且往往都是家支聚會的重要召集者。在聚會之后,他在家支中的地位就得到確認,名聲和影響就會增大。

  (二)阿薩惹古家支第一次聚會的議題

  阿薩惹古家支第一次聚會期間,參會工頭共同討論,達成了如下基本的約定:

  第一,推選出四川的海立體史和云南的李知路作為家支代表,以后要負責每年召集家支會議。對平常要處理的一般家支事務,他們兩個可以決定。

  第二,阿薩惹古家支的成員要彼此團結,凡是來參加這次家支聚會的工頭,以后與別人發生糾紛,被人欺負的時候,所有的成員都要站出來協助處理,對于需要賠償的糾紛,家支成員有義務平攤一部分賠償金額。那些拒絕提供幫助的人將被開除出這個團體。

  第三,阿薩惹古家支的成員如果發生意外(工傷、生病、車禍等),花費數額較大的,家支成員有義務向其提供幫助,為其平攤一部分花費。

  第四,凡參加此次聚會并登記在冊的成員,如果父母去世,要通知大家,各成員根據自己的情況酌情隨禮。

  第五,所有的家支成員在生意上要互通信息、增進合作。

  通過這些約定,家支成員事實上就在彼此之間構筑了一種承諾,當面對別的群體威脅時,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召集大家,增強自己的博弈能力,盡可能保證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三)阿薩惹古家支第二次聚會議題

  第二次聚會的基本模式與第一次相似,會議的內容除了重申之前的約定,更進一步強調增進團結之外,有如下四點新的擴展:

  第一,在阿薩惹古家支會議的基礎上籌建“涼山農民工商會”,并爭取在東莞的民政部門正式注冊。他們希望以此為拓展自己的生意和活動提供更寬廣的平臺。同時,他們希望能夠以商會的名義更好地與工廠和政府機構合作,將原本游離在法律邊緣的勞務生意推向合法化和規范化。這種發展模式背后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所以大多數工頭都表現出很高熱情。在這次聚會過程中,他們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制定了商會的章程,選舉了商會籌備委員會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宣傳和財務主管,以及顧問等人員。

  第二,阿薩惹古家支內已經有人在涼山注冊了一個“民眾勞務派遣公司”,他們希望將這個公司轉變成為整個家支共同參與的公司。所有的家支內工頭都作為公司的工作人員,都可以以公司的名義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公司從所簽的合同利潤中扣除一部分作為整個商會的運作資金。因此,此次召開的阿薩惹古家支聚會同時也被稱為“涼山民眾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東莞分公司成立2周年慶祝會”。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將珠三角的彝人勞工業務變得規范化和規?;?,從而打造自己的勞工品牌,讓家支成員都從中獲益。

  第三,民眾勞務派遣公司的董事長拉木伍哈作為阿薩惹古家支的成員,他提出愿意再投入一筆資金到公司,以資助那些資金短缺的工頭。這些工頭可以從公司借款以擴大自己的業務,并只需要從其利潤中扣除很少一部分作為對公司的回報。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推進公司的發展,增強阿薩惹古家支工頭在當地市場中的競爭力。

  第四,他們希望以涼山農民工商會的名義來推動改善彝族群體在珠三角地區已經形成的不好形象,希望以此為平臺增進與當地政府和家鄉政府的合作,得到政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能夠在老家開展農民工的培訓工作,在真正地提高農民工素質、增強其就業能力的同時,也能從中獲利。

  為了更好地達到如上議題的目的,他們第二次會議專門制定詳細的議程,邀請了當地公安局、民宗局、勞動局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參與,同時還專門租用了很豪華的會議廳,在原來的家支聚會程序當中專門添加了一場使用普通話的正式工作匯報會(一般的聚會全場使用彝語)。

  五、珠三角彝人家支會議的特點

  由以上描述可看出,盡管阿薩惹古家支只召開了兩次聚會,但是他們所取得的進展是非常多的。與其說他們延續和借用傳統的家支理念,還不如說他們再造了珠三角的彝人家支。因為相對傳統的家支而言,新的家支及聚會具有很多新的特點。

  第一,與傳統彝人社會類似,珠三角的彝人家支聚會也是以共同認可的血緣繼嗣群體為基礎,但是,他們對于共同祖先的追述時間更久遠,認同的地域范圍更廣闊,這就使得他們通過家支聚會聯系和組織的成員數量極大增加。

  根據彝人家支認同的邏輯,在其譜系中的任何一個有子嗣的男子都有可能被認作是某一個支系的祖先。參與阿薩惹古家支聚會的成員主要來自阿薩家的拉木和海立支系,但拉木家是由阿木祖先下的阿薩斯鴻一支演變而來,而海立家則屬于阿薩下面的另一個支系。最初醞釀家支聚會的時候,拉木家和海立家是準備分別舉行的,但是當他們得知彼此都屬于共同的阿薩祖先之后就立即決定共同舉行阿薩家支聚會,這樣就使得阿薩祖先以下的9個支系的子孫都可以參與,從而有利于團結更多的家支成員。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彝人家支實際上從時間的維度上極大地擴展了縱向的認同范圍,打通了彼此原有的隔閡。

  另一方面,正式登記的阿薩惹古第二次家支聚會的42名成員分別包括:冕寧13人、喜德9人、寧蒗7人、西昌4人、昭覺3人、普格2人,以及鹽源、美姑、木里、德昌各1人,橫跨10個縣。根據筆者的訪談,盡管他們都是家門,但是很多在老家同屬于一個縣的人以前都相互不認識,而橫跨近10個縣的范圍之內的人在以前可能見面的機會都很少。因此,珠三角的彝人家支會議從空間的維度上打通了橫向的認同范圍,使其能夠建立起跨地域的組織。

  由此可見,珠三角彝人家支聚會從縱向和橫向貫通彼此的認同障礙,極大地擴展自己的勢力,坐實了原本僅僅存留于認知層面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過程得以完成自然與安德森所謂同民族成員之間那種“平等的同志之愛”的情感有關,同時更重要的原因卻是在于他們現在同處的社會環境,面臨更大范圍的風險,這種風險掩蓋了原來的家支隔閡或矛盾,使得彼此的團結成為一種必要的結果。

  第二,珠三角的彝人家支聚會同樣遵循和保持了傳統的習慣和約定,強調家支作為一個團結性的血緣組織,但是在珠三角這個新的環境中,家支會議的商業性質變得越來越濃厚。他們在新環境中對于社會團結的強調深受當地臨時工勞務市場發展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前的“無政府”時期,彝人社會實際上是通過家支來維系和管理的。同家支成員非常強調團結互助、扶貧濟窮、互相保護,以求生存和發展,同時以習慣法來維持家支成員內部和外部和睦的社會關系。由男性家支全體成員或者成員代表參加的家支會議——蒙格——是彝人社會最主要的議事決策機制。大到家支出兵作戰,小到日常民眾糾紛都可以通過這種機制解決。

  與傳統的家支會議相似,珠三角阿薩惹古家支聚會中對于互幫互助,共同承擔賠償、隨禮、團結等傳統的習慣進行了強調。前文描述的年度性家支聚會的重要性相當于傳統的蒙格會議,在會中商議的事情都是涉及全家支的重大事件。除此之外,一旦家支成員臨時有重大事件發生,也要由家支代表召集家支會議,共同商議解決方案,也具有集體動員的性質。

  2011年6月底,阿薩惹古家支一個木姓工頭的一個工人在東莞長治鎮一家工廠死亡。工廠認為該工人死于宿舍,非工傷,所以只愿意負擔相應的喪葬費和很少的補助(總計5萬元左右)。但工人家屬認為,工人是由于工廠加班導致的過勞死亡,并且工廠未采取及時的救助措施,所以工廠應該負重要責任。但是,廠方動用其在當地的社會資源,拒不給予更多的賠償。木姓工頭便聯絡同家支的大工頭共同協商解決,動員了三百多名親屬和老鄉一起到工廠抗議。最終,當地政府和公安機關介入,多方調解,廠方同意賠償38萬元以了結此事。由于此事發生在第一次家支聚會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所以幾乎所有參加阿薩惹古家支聚會的工頭都參與了。

  事實證明,通過家支聚會的約定和強調確實極大地增強了他們在面對工廠和其他群體的威脅時的博弈資本。他們這種團結性看似與傳統家支的作用相似,但其背后深層次的意涵卻是很不一樣的。因為彝人工頭原本就是勞務經濟發展的產物,是領工制的興起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工頭們通過家支而建立彼此聯系的重要目的也是為了增強自身在勞務市場中的競爭力,因此,家支關系在這里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其可以作為一種擴展和穩定商業收益的社會資本。所以,他們試圖依靠家支工頭的勢力建立勞務公司和涼山農民工商會。與此同時,專門的投資性資本也以支助工頭發展的名義進入到家支和公司的運作體系之中。這種現象事實上說明珠三角彝人家支制度和領工制度因為卷入市場化過程而走向了結合。

  在另一方面,盡管家支成員的團結性極大地增強了他們遭遇糾紛時與工廠的博弈能力,但是這種情況給彝人整體形象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很多工廠宣稱即使生產線因為招不到工人而停工,也不愿意招這些彝族工人。盡管這樣的說法過于夸張,但是因為畏懼彝人的群聚性而在勞動力市場中形成對其排斥的現象確實普遍存在。因而,由家支發展而生成對彝人的社會性保護與家支發展的商業化動機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張力。

  最終,這種張力又反過來促發工頭們共同商討如何調整和適應目前的尷尬局勢。阿薩惹古家支召開家支會議,成立勞務派遣公司實際上都是在這樣一種市場關系緊張的情勢下試圖重建秩序的方案。這種方案一方面是在強調增強自身團結,另一方面同樣也在努力規范彝人工頭的行為,避免過度地背離市場邏輯。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催生了他們彼此之間構建更大的社會性團體(商會)。這也就再次說明,彝人工頭這種表面上反市場的現象本質上卻是勞動力市場與彝人社會組織關系深度嵌合的表現。

  第三,家支聚會是增進家支成員彼此認同的重要方式,但是珠三角的彝人家支聚會參與主體只是工頭,協商的主要是工頭關注的議題,承擔家支義務和享受家支庇護的也只是工頭。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排斥”在外的。

  以阿薩惹古家第二次聚會為例,總參會人數在70人左右,而最終正式登記在通訊錄上的為42人,這些登記在冊的人幾乎都是工頭或老板。其余的參與者包括當地政府代表5人(漢族)、工頭家屬6人、工廠老板2人(漢族),真正意義上的工人僅16人左右。而根據會議的約定,最終登記的42人每人承擔1000元的費用,以此作為正式成員的標志,會議中大家達成的所有約定也只是直接針對這42人有效。16個參與聚會的工人沒有參加會議的討論,也不對會議商量的結果造成任何影響。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里的彝人家支聚會本質上是同家支的工頭聚會,家支聚會的影響也主要在工頭,而工人則主要是在工頭之下,受每個工頭的具體管理。他們更多地受領工制的直接影響。也就是說,彝人家支在這里因為其成員所屬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不同而發生了某種分化。這種分化也表明珠三角彝人家支與傳統的家支的巨大差別。

  六、結語

  盡管家支作為彝人社會最基礎的組織形式一直保持,但是不同時期的家支組織在彝人社會中的意義卻可能很不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前,彝人家支聚會主要是為了動員出兵作戰、解決本支大量財物失落、女子被拐走以及其他一些糾紛案件,并在這些事件的協作解決與共同承擔賠償的過程中維系和增強了家支成員之間的團結性。但是由于當時彝區整體處于奴隸制社會意識形態之下,家支活動所依據的原則就具有奴隸社會的性質。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改造之后,彝族奴隸制意識形態已經被消滅,但是家支組織和活動非但沒有消解,反而在珠三角這種新興移民社會被重新創造出來。這并不能說明,家支作為一種特殊的“彝性”絕對不可消解,因為珠三角的彝人家支并非傳統的家支,它的興起和發展是一種新的創造。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珠三角地區迅速引進后福特主義式的工業生產方式。大量承接世界市場訂單的外包工廠出現,這些工廠為了應對外貿訂單的不穩定性而大量使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臨時工。彝人進入當地勞務市場較晚,加之其在語言、技能、習俗上的差異導致的劣勢使得他們淪落為恰好滿足臨時工需求的“后備勞工游擊隊”。這種臨時用工模式同時迅速地催生了一個巨大的臨時工勞務市場和彝人領工工頭,工頭們利用自己在老家的親屬關系、老鄉關系召集和組織彝族臨時工到珠三角務工,從中賺取可觀的利潤。領工制就在這樣一種關系中逐漸發展成熟。而在此過程中,家支關系也被作為社會資源被策略性地調用,以擴大工頭自身的生意規模,增強勢力。因為只有那些規模更大,影響更廣的臨時工組織才能夠在新的競爭環境中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家支組織和家支的公司,甚至專門的金融投資都是這一過程的體現。這樣一個過程也就說明,珠三角彝人家支的再造很大程度上是隨著當地臨時工勞務市場的迅速發展而使得彝人社會組織和關系也逐漸市場化的反映。

  然而,隨著臨時工勞務市場的發展,用工需求進一步增大與有限的勞動力供給和占有之間產生了矛盾,工頭們都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生意規模,導致內部的競爭越來越強。工頭互相挖人、威脅、敲詐等情況在彝人群體內部頻發,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原來的領工制已經不能夠很好地整合這種復雜的關系。而在領工制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家支便逐漸成為建構更大層面社會關系網絡的一種組織。這種新型的家支組織一方面可以在彝人內部的競爭中對個體產生庇護作用,重建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它的這種組織性和保護性也是對勞務市場的再次切割,構成對勞動力徹底市場化行為的一種抵制。

  由此過程不難看出,珠三角彝人家支的生成實際上是世界貿易市場影響之下珠三角臨時工勞務市場的興起和發展,引發彝人群體內部競爭、秩序混亂與重建的過程。同時也是彝族工人作為勞動力資源被深度市場化,而社會又不斷生成抵制市場化現象的過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明市場與社會的高度嵌合。而市場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就伴隨著與其嵌合的社會組織和關系的發展,因此這個過程也不必然會消解家支組織。

  綜上所述,珠三角的彝人家支及家支聚會是一個重新創造的過程,它與傳統涼山彝人家支之間已經發生了某種斷裂。而之前那種認為家支是“彝性”而不可消解的觀點顯然就站不住腳。學界既有的研究也表明,彝人的家支與漢人的宗族具有極強的相似性。漢人重視宗族,同樣產生了很多類似的宗親會,世界各地的同宗人尋根問祖,建立家族企業,彼此在生活和經濟上相互提攜的現象在東南沿海地區非常普遍。而彝人在珠三角地區發展出來的家支及家支會議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似。

  劉東旭: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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