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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之爭”與紅四軍七大

老衲先生 · 2020-01-1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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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內部也存在著一股“否毛”的勢力,這是見諸于許多文件和文字的。這股勢力,比“赫共”更下流。發掘出的所謂“朱毛之爭”,“貶毛化”的敘史方式,就令人不忍卒讀。

  “朱毛之爭”與紅四軍七大

  對中共歷史的敘述,到現在存在兩個不同的階段和兩種不同的導向。一是毛澤東文化下的敘述,以弘揚中共革命歷史的光輝為主,并在微觀上逐步消除歷史中曾經出現的“負面”;二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敘述,以揭批中共歷史上的“負面”為契機,篡改歷史,實行“非毛化”。

  毋庸諱言,毛澤東文化下的歷史敘述,被認為是政治需要下的掩蓋甚至篡改歷史,因而才有八十年代以來“新的敘史”方式。但實質卻相反,即:毛澤東文化下的歷史敘述,才是最為客觀最為科學的;“新的敘史”方式則充滿對歷史的篡改和扭曲。

  這里似乎應該點一下列寧斯大林之后的蘇共,也即赫魯曉夫以降的蘇共的歷史教訓。赫魯曉夫以降的蘇共,深知自己不可能做到列寧、斯大林文化下的共產黨,深知自己都是一伙“王八蛋”,只有徹底消除高尚,才能保證“權貴社會”的實行,因而致力于把列寧斯大林和蘇共歷史描繪成人類有史以來最黑暗最恐怖的歷史。也因此,“赫共”政權迅速走到“赫共不滅、天理難容”的境地,轟然倒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內部也存在著一股“否毛”的勢力,這是見諸于許多文件和文字的。這股勢力,比“赫共”更下流。他們的作為遭到公眾的否決后(比如“抬周貶毛”勢力,就遭到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直接斥責),喬裝打扮一番,對毛澤東實行“明褒實貶”、“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宗旨。

  實行“非毛化”或曰“貶毛化”敘述,必然篡改歷史。因為中共及其革命是在毛澤東文化的哺育下才走向“偉大光榮”的,其他任何“高層”的人們都曾或多或少或隱晦或激烈的做為中共走向“偉大光榮”的阻礙而存在。因此,“非毛化”或曰“貶毛化”敘述,不僅絲毫不能抬高其他任何人,而且必然給其他人造成嚴重的傷害:一是終究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實性;二是“非毛化”勢力的真正目的,不僅不是要“抬高”周恩來或者朱德,而是運用突出的明火執仗篡改歷史的手段,達到 “通貶”的目的。

  發掘出的所謂“朱毛之爭”,“貶毛化”的敘史方式,就令人不忍卒讀。本文以張永的《朱毛之爭:在理想與現實間該如何抉擇?》為例,做一番解析。

  一、“朱毛之爭”的實質,如朱德所言,是“新舊之爭”

  朱德回憶這段往事,直言不諱的說是“新舊之爭”。毛澤東代表“新”,朱德代表“舊”。陳毅回顧這段往事,也直言不諱的敘述自己當時的心態,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誰服氣誰!

  也即,盡管朱德毅然決然的脫離舊軍閥生涯,不辭勞苦的尋找共產黨,但由于入黨后并未遇到真正的良師益友,長期軍閥生涯中沾染的一些“舊”的東西,不僅并未消除,而且還很頑固的存在著,再加上陳毅所言的“不服氣”,與已經產生新文化基礎體系的毛澤東發生“沖突”,就成為必然的事情。

  “新的敘史”方式,首先就把朱德置于不道德的境地,也即否定朱德的“新舊之爭”定評,東拉西扯,把朱德也列入“延安整風后的產物”或“政治需要”之列。

  正如朱德之前長期的舊軍閥生涯一樣,毛澤東之前則是長期的文化創新,并于中共成立之前,就形成了“民眾的大聯合”文化基礎體系。中共成立之后,毛澤東又汲取馬列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文化”的基礎體系。

  1、關于毛澤東、朱德當時的威望問題

  主流敘述古田會議前的毛澤東、朱德,幾乎一致篡改歷史的宣揚:那時,毛澤東不如朱德威望高。但他們一方面引用的資料形成了自我否定,一方面又公然激烈的閹割和篡改歷史。

  比如張永在“朱毛之爭”一文中,關于此節,引用的楊開明和龔楚的話,就是如此。而這類所引史料與結論相反的東西,張文中比比皆是。

  楊開明是1928年7月到井岡山接任毛澤東湘贛邊特委書記一職的,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張永引用的楊開明到井岡山不久便向中央匯報中的一句話,是“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領袖”即毛澤東。也即紅四軍和地方的黨員,對毛澤東具有的是“崇拜”之情,而黨員在非黨干部戰士中,又具有極高的影響。這種“崇拜”之情,并非誰能搞起來的,而是毛澤東及其文化的魅力下,無法阻遏的自然產生的。即使連“叛徒”龔楚,也在跟朱德一起投奔毛澤東后,也不得不敘述“我們終于找到了好的政治領導”。

  毛澤東的威望,始終是其他人難以比肩的。這一點,四軍七大的“選舉”和四軍七大前委對毛澤東、朱德的批評中,更能說明問題:

 ?、?、四軍七大上,前委書記的候選人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選舉結果,毛澤東、陳毅的得票數相同,也最高。陳毅看到如此情況,急忙聲明自己投毛澤東的那一票作廢,從而“當選”。——要知道,發生這種事情,是在朱德、劉安恭乃至陳毅長期犯“自由主義”,在干部士兵中散布和指責毛澤東“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是“家長制”等等的情形下,是在毛澤東注意維護朱德等威信的情形下,發生的。

 ?、?、陳毅為書記的四軍七大前委做出的《決議案》,最有說服力。

  對毛澤東的批評是:A. 英雄主義;B. 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 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 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E. 對同志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深厚。“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家長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誰說的也不對,只有他說的對,他說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聯系,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低估和信任不夠,是認識模糊。”

  對朱德的批評是:A:用舊軍閥的手段,相信私人;B: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 C:無形間有游民無產階級的行動表現,D:工作不科學,無條件(理),無計劃,馬馬虎虎,E:無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現,F: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G: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因為以上錯誤,弄成了軍紀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又慣用手段拉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 “江湖義氣濃厚,什么都是一幫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

  毛澤東是“造成個人信仰”,朱德是“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也即毛澤東形成了“個人信仰”,朱德只有“傾向”,不僅沒有形成“個人信仰”,而且“不得人心”。尤其是,毛澤東“造成個人信仰”,不存在絲毫的有意“制造”,而朱德則 “有迎合造成”的“傾向”。

  ——上述歷史遺存,當然是張永等有意閹割和隱瞞的。歷史資料如此確鑿,硬要顛倒黑白,說毛澤東當時不如朱德威望高,其用心如何,路人皆知。

  但是,根本的問題不在這里,而在對中共革命和領袖人物的敘事宗旨。

  二、毛澤東生活上的“特殊化”

  張永在文中多次強調毛澤東在生活上“特殊化”。毛澤東在生活上有什么“特殊化”,不但沒有絲毫事實,而且,官兵平等、禁止特殊化等文化宗旨,也都是毛澤東制訂并作為表率的。因此,張永之類所謂的毛澤東在生活上“特殊化”,專門指毛澤東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習慣。而且,還拿胡喬木的信口雌黃來加以佐證:“在長征途中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曾下令: ‘所有人都要幾點鐘起床,到時候吹號’,毛澤東勃然大怒,說:‘哪里來的新兵?朱總司令也沒有禁止過我!’”

  長征是什么環境?更多的是白天睡覺、晚上行軍,或者打仗,張聞天 “下令幾點鐘起床”?毛澤東還 “勃然大怒說哪里來的新兵?朱總司令也沒有禁止過我!”?且不說“朱總司令”什么時候有過禁止毛澤東的權力,也不說毛澤東怎么可能拿朱德說事,僅僅長征期間“下令幾點鐘起床”,就夠聳人聽聞了!何況,張聞天也不是總書記,只是擔負負總責名義,起會議召集人和籌備人的作用,張聞天什么時候自作主張的下過全面的命令?何況還要管“太上皇”毛澤東呢!

  毛澤東的這一“生活特殊化”,是革命生涯的艱苦條件下無奈形成的。這種艱苦條件,還不主要是生存環境的艱難,而主要是毛澤東工作繁巨,無人能分擔,常常夜以繼日、甚至幾天幾夜得不到休息,才形成的。井岡山根據地初建,紅四軍初成,革命的文化導引、路線方針、根據地建設、土地政策、經濟政策、軍事籌謀,紅軍建設,等等等等,都全賴毛澤東一人運籌帷幄,工作強度之大,常人難以承受。無論在哪個方面,不但都無人能夠替毛澤東分勞,而且,其他人包括朱德在內,一旦 “伸手”,就帶來近乎覆滅的巨大災難。毛澤東的這種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是難以想象的。晚上,其他人都睡覺了,毛澤東還要經常通宵達旦的總結工作,并針對問題籌謀解決之策。經常是天亮了,毛澤東還在工作,等有個頭緒后,才休息一下。每天休息的時間,也就四五個小時。甚至,還經常出現連續幾天不休息的情況……這是“生活特殊化”?

  對這樣至圣至德的領袖,不但不知感恩,還說三道四,還有人性么!

  三、“民主集中制”與“極端民主”,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和“民主作風”

  西方民主不是真民主,“極端民主”更不是“民主”和“民主作風”。

  四軍干部戰士對朱德“慣用手段拉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江湖義氣濃厚,什么都是一幫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因而“弄成了軍紀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的公評,無疑能說明問題。

  朱德為了尋求真理,遠渡重洋去法國,的確是感受到了法國的“民主”氛圍。問題是,當時的法國,有“民主”么?

  也即,把朱德留法的經歷編造成朱德“崇尚民主”的原因,顯然殊屬非是。朱德“崇尚民主”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對舊軍閥時代的摒棄和反思,二是對革命文化的初步接受和認知,三才是受到 “法國民主”的一定影響。

  但是,“舊”的習慣根深蒂固和新的理念還處在模糊階段的朱德,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更不懂得“民主集中制”這種真正的民主。也正是這種情況下,朱德才陷于近乎無政府狀態的“極端民主”的泥淖之中,而決然不是什么“民主作風”。

  毛澤東始終倡導的“民主集中制”,才是真正的民主和民主作風。

  1、三灣改編,毛澤東即開始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比如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的意見,盡管是“眾意”,但未必都正確,需要黨的領導機構認真嚴肅的討論、分析,理清是非,最后“集中”為正確的主張,進行推行。尤其是,黨領導機構最后的“集中”,必須受到干部戰士的理解和擁護。

  2、朱德投奔毛澤東前,沒有資料顯示朱德進行了什么“民主”建設,倒是很突出的留有“槍指揮黨”也即軍隊比黨大的客觀事實。投奔毛澤東后,從軍隊比黨大的“槍指揮黨”的氛圍中,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黨指揮槍”,朱德必然要經過一個“不甘心”的適應過程。從舊軍隊傳統的“心慈不掌兵”、官長打罵士兵成風,到嚴禁官長打罵士兵的廢除肉刑,等等,朱德必然也要經過一個“不甘心”的適應過程。

  歷史事實突出顯示的是:毛澤東推行真正民主文化之艱難,而不是別的。

  事實上,對朱德而言,個別人回憶的上井岡山前是“軍隊比黨大”(槍指揮黨)也是不客觀的。之所以形成“軍隊比黨大”的“狀況”,根本問題是“政治領導”嚴重不足,朱德起著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也即跟有意識的“軍隊比黨大”(槍指揮黨)沒有絲毫關系。

  四、“集權”與“獨裁”, “嚴厲”與“寬厚”

  張永把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說成“集權制”,而且,為了證明毛澤東“獨裁”,也只能引用中共叛徒龔楚的話來佐證。——龔楚之流,真能理解中共文化、民主等問題的話,就不會叛變了。

  “民主集中制”是一個民主的決策過程和體制,“集權制”則是軍隊必要的指揮機制。把兩者混淆在一起,把中共領導體制稱之為“集權制”(實際應簡化為“集中制”),顯然不是智力不夠。

  毛澤東終其一生,不僅從未有過絲毫的“獨裁”,而且始終致力于“民主集中制”這種人類唯一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設和完善。

  張永引用的杜修經的話,是掐頭去尾。而且,僅從杜修經的“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這句話中,也不存在張永所渲染的意思,而是突出的顯示出兩點:一是當時包括朱德、陳毅等在內的眾多干部,都缺乏對根據地和紅軍建設和路線的正確認知;二是毛澤東擔負的責任不僅重大,而且極端的勞累。——這是當時的公評。楊開明接任毛澤東擔任湘贛邊特委書記后,也反過來說明這一問題。也即盡管楊開明當時的認知也存在很大錯誤,但卻也不得不終于承認其他人更缺乏正確的認知。

  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1、“不敢說話”的原因

  四軍七大批評毛澤東“使同志們怕說話”、 “家長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誰說的也不對,只有他說的對,他說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聯系,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低估和信任不夠,是認識模糊”,其實質是什么?

  其實質毫無疑問是武裝革命初期,朱德、陳毅以降的一些領導及干部對革命文化還處在及其錯誤的認知之中。而且,個人意氣突出。尤其是,革命隊伍中毫無避免的還會存在“歷史上一貫不正派”的分子。

  也即,“同志們怕說話”形成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一些“同志們”說的“話”也即主張和觀點,往往乃至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幾次三番,不但“怕說話”,甚至“不敢說話”了。其實質,既不是“怕說話”,更不是“不敢說話”,而是變得十分謹慎的情況下,在無法判定自己的主張和觀點是否正確的情況下,不輕易 “說話”了。——因此,那個歷史時段,不管是朱德、陳毅還是劉安恭以及其他夠級別的干部,不但不存在“怕說話”、“不敢說話”的絲毫現象,而且,個個都特別“話多”。

  周恩來后來告誡薄一波說,不要輕易反對毛主席的主張,即使你認為自己正確,也不要輕易反對,不要馬上反對。也即不要“輕易說話”,就是這個原因。也即,毛澤東不存在絲毫“獨裁”和“一言堂”的問題,而是毛澤東比其他人都高遠。——當然,久而久之,一些人不再思維,遇到事情只想聽毛主席怎么說的情況,也產生了。

  比如,某將領曾 “牢騷”說,思想工作十分鐘,不如一句毛澤東。一是該將領的思想工作不得法、不到位,二是毛澤東文化的至圣至德,已經使干部群眾產生了無與倫比的信賴。

  毛澤東常說,你說服我才行,不能打服我。事實上也是如此,從秋收起義到毛澤東逝世,尤其是那段歷史的過程中,都是其他人不但難以說服毛澤東,而且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也即:

  第一、做為領袖或最高領導者,首先也必須于眾人之先對事物形成觀點,包括分析、前瞻、解決方法等系統性的東西。

  第二,對他人的不同觀點進行比較,或說服,或采用。

  第三,對他人的不同紛雜的觀點,必須進行綜合分析,集中為正確的觀點。

  第四,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必須及時彌補乃至糾正最初的不足。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概無例外,都是他人的觀點不僅無法說服毛澤東,而且在毛澤東的質疑下無言以對,因而形成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的情形。還有就是,幾十年的長期的實踐,總是證明著毛澤東的英明,使得其他一些人形成所謂的“盲從”。而“盲從”的情形也有分別:一是經過思考真正理解下的遵從,二是理解不了的情況下的遵從,三是不再有自我思考下的遵從。

  觀點沒有被毛澤東采納的人們,也有分別。一是心悅誠服,并因此增強了分析、前瞻、解決事物的能力;二是仍然不服氣,但在實踐證明了是非的情況下,認真反思,同樣增強了分析、前瞻、解決事物的能力。

  ——這是正常的人們的幾種表現。

  當然,不正常的,也嚴重存在著,比如龔楚、張國燾之流,以及“一貫不正派”者。——什么“專制”、獨裁、出爾反爾、聽不進不同意見等等,諸如此類,基本都是出自這類人之口。

  2、毛澤東的“嚴厲”與朱德的“寬厚”

  說毛澤東嚴厲、不及朱德寬厚這類話影響最大的,大概也是胡喬木。張永文中引用的,也是胡喬木的話。

  那么,毛澤東究竟怎么個嚴厲?朱德又究竟怎么個“寬厚”?

  這恐怕還得拿出原始史料也即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來說明。

  《決議案》中,對毛澤東的嚴厲沒有描述,對朱德的“寬厚”則一針見血?!稕Q議案》批評朱德: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又慣用手段拉攏部下;弄成了軍紀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什么樣的個人在“非毛化”情勢下的 “回憶”,能比得上當時組織的集體決議?尤其是,當時的集體組織決議,也是在一定的“非毛化”的情勢下做出的呢!

  這恐怕跟“寬厚”絲毫也聯系不上。

  被拿來證明毛澤東“過于嚴厲”的 “史實”,主要是“吃豬事件”。把小商販的幾頭肥豬當成土豪的豬抓來殺吃了,朱德對此的確很“寬厚”,而且還一起吃。毛澤東對此也的確很“嚴厲”。嚴重侵犯了群眾利益,毛澤東在“流氓習氣難以糾正”的情況下,借此事嚴格批評、教育,以此促使不注意軍紀的情況得到改善,尤其是借以提高紅軍各級干部戰士的認識水平,怎么就“過于嚴厲”了?——布置的工作,做不好,甚至不去做,喂你幾塊糖吃才是“寬厚”?

  毋庸諱言,胡喬木后來的自食其果,恐怕跟其這種錯誤認識有著極大的關系。

  毛澤東對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終其一生都十分嚴厲。老百姓歡迎這種嚴厲,人類需要這種嚴厲。

  五、服從與不服從

  張永在文中說毛澤東“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獨尊的傾向,要求下級嚴格服從,但自己卻并不嚴格服從上級,認為上級不對就不執行”,說朱德堅決服從上級指示。——這類信口雌黃、顛倒黑白的“非毛”,其文中比比皆是。比如,劉安恭、朱德在不同場合說毛澤東的家長制之類,就是批評;毛澤東正常的批評,卻說成是對朱德等人的“人身攻擊”。

  先說一個事實。中央周恩來等錯誤估量形勢,來信調毛澤東、朱德離開紅四軍。毛澤東不但不服從,而且直接回信批評周恩來等人“太悲觀”了。朱德服從了?離開紅四軍了?也沒有么。

  四軍七大《決議案》對毛澤東、朱德的批評,也很能說明問題:朱德“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毛澤東則始終堅決執行“黨的決議”。—— 朱德“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的行為那么突出,能絕對服從上級?真能服從上級的話,哪還有“八月失敗”、“朱毛之爭”?毛澤東盡管兼任四軍黨代表,但卻是前委書記,是朱德的直接上級,朱德不但不服從,而且“爭”的不可開交!

  從曾志等人的回憶可知,當時的朱德,很努力的想要恢復投奔毛澤東前的“槍指揮黨”的老路。朱德私下活動曾志,曾志則堅決認為“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四軍七大后,便被朱德等人排擠了出去。

  張永這類“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列舉的史實,能直接證實其結論的荒謬,而且荒謬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張永對古田會議的一個結論,說是從此 “政委的權力上升”。 ——前委是地方黨和紅軍的總的領導機構,四軍軍委才是與軍部平級黨委,跟“政委”有什么關系?更何況,古田會議后不久,又成立了四軍、五軍、六軍、贛西、贛南、湘贛邊 “共同前委”,朱德跟毛澤東就更不是一個層級了呢!

  事實上,高層中,毛澤東是中共唯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遵守下級服從上級組織原則之人。

  黨的紀律和原則,組織紀律和原則,不僅包括“絕對服從”,也包括“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即更包括在上級組織不了解情況的情勢下,必須負責反映正確的情況,使上級及時糾正錯誤,從而形成正確的決策。也即,所謂的“絕對服從”或 “堅決服從”,不是不加分析的盲目服從,而是竭力完善 達成“目標”。包括所謂的“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也決然不是不加分析的盲目服從。比如,龔楚叛變時,若向其所領導的部隊下命令一起叛變,怎么“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毛澤東是唯一正確真正服從組織之人。上級出現明顯的錯誤時,一面在維護組織權威的基礎上,直言不諱的提出批評和正確意見,一面在維護組織權威的基礎上,婉轉糾正和彌補組織的失誤。

  盡管毛澤東是中共創始人、紅軍和根據地之祖,但毛澤東始終嚴格遵守黨和組織的紀律和原則。一旦發現中央這些后來居上的“后生晚輩”出現錯誤,都是嚴格按照組織程序,把正確的情況寫信給中央,同時竭力彌補中央決策中錯誤的部分。什么時候“唯我獨尊”過?1931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后,具有了經略全局的職權和地位,對錯誤觀點的批評,更是職責所在。

  也即,毛澤東始終毫無半點“不嚴格服從上級”的行為,更沒有要求下級嚴格服從、自己并不嚴格服從的事情。

  張永等人有意混淆“服從”含義的故意。這種行為,恰好抹黑了朱德。朱德“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對毛澤東這個頂頭上級不但不服從,而且跡近“造反”,算怎么回事?

  五、四軍八大

  毛澤東以及堅決擁護毛澤東路線的干部被排擠出去,陳毅到上海匯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成了四軍黨、軍的“大拿”。很快,紅四軍出現了空前絕后的混亂。前委做出的戰略決議,也被推翻了。官長打罵士兵的軍閥現象,不但死灰復燃,而且泛濫成災。朱德既無能力實行政治領導,也無能力實行軍事領導,“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張永原話)。——這其實也能說明另外一個問題:朱德投奔范石生前,不少干部戰士紛紛離隊,隊伍越走越少,很顯然是相同的原因。投奔毛澤東后,“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造成“八月失敗”后,袁崇全等人叛變投敵,恐怕與此也不無關系。袁崇全等人開出的“回來”的條件是:槍斃朱德、陳毅,才肯回來。

  四軍八大開成了“一鍋粥”。萬般無奈之下,朱德不得不請毛澤東回來,重病中的毛澤東給予拒絕,領導不了正式會議的朱德,卻能“專斷”給毛澤東“政治處分”,哪里有半點“寬厚”?

  事實上,毛澤東決定跟主力部隊下井岡山,根本原因是毛澤東說不出口的,也即擔憂好不容易“攢”起來的紅四軍,被朱德等人領導垮了。投奔井岡山的部隊,一萬多人,包括朱德率領的一部,也包括蔡協民等率領的一部,一共一萬多人。在舊軍隊只當過旅長的朱德,無法領導上萬人的部隊,便瞞著前委書記毛澤東,以“精兵”的名義,遣散了八千農軍。毛澤東知道后,嚴厲的批評了朱德。進而是“八月失敗”,朱德留下的“精兵”,損失了近三分之二。陳毅做了檢討,朱德則絲毫不認為自己有錯。毛澤東出于大局團結,多方安慰、鼓勵朱德。——毛澤東絲毫沒有張永編造的對朱德不做檢討心懷不滿,并伺機報復(陳毅對朱德推諉責任不做檢討,則記恨了一輩子)。鑒于朱德的種種表現,毛澤東怎么可能放心讓朱德率四軍主力下山?

  毛澤東也不是被朱德留在上杭。朱德能把毛澤東排擠出去,卻沒有權力安排毛澤東的行止。

  不服從毛澤東的朱德(毛澤東是中央委員),不僅是“閩中失利”,更主要是“東江失利”。也不是折損“三百人馬”,而是折損上千人馬,還折了劉安恭。束手無策之下,朱德不得不求救于毛澤東,在毛澤東的運籌帷幄下,才挽回了頹勢,并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張永閹割歷史,顯然是故意為之。

  朱德也因此自我導致領導上的“破產”。四軍干部戰士紛紛要求把毛澤東請回來,尤其是各級政治干部。結果,朱德跟林彪等一起,把這些人當作“政治小鬼”,給“打了下去”。這種做法,激起了四軍將士的嚴重不滿。無法繼續領導下去的朱德,也開始自我反思。在眾多干部的推動下,責成初到紅四軍的郭化若執筆寫信,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

  毛澤東深知,如果不徹底糾正朱德、陳毅等搞亂的四軍將士的各種混亂思想,仍然像七大前那樣,即使回來,也沒什么用。因此,回信稱“不打到陳毅主義”,堅決不回來。也即堅決表明在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問題上,絲毫不容許“抹稀泥”,更不能容許破壞,以此促使朱德反思、改正。——這并非張永等渲染的“拿搪”或者“意氣”,而是無奈之下的一種策略。做為紅軍之祖的毛澤東,當然不會看著四軍敗壞下去,而是想法設法的要壯大四軍。因為此時的形勢,是朱德求救于毛澤東反敗為勝后的一段“閑暇”時間。如果四軍再被朱德等搞到潰敗的地步,毛澤東仍然會毫不猶豫的指點方略、反敗為勝。

  六、毛澤東那時不懂“軍事”?

  毛澤東也許說過“軍旅之事未曾學也”的話,但毛澤東的意思十分突出,并非張永等人借以瞎竄改的意思。

  毛澤東所說的“軍旅之事”,十分明確,是指具體擔任軍事指揮員,操練軍事技術、率部沖鋒陷陣這些方面,而不是“運籌帷幄”這個更高級的軍事層級。而且,毛澤東也很明確的說當前委書記更順手,也即“運籌帷幄”更順手。

  即:所謂的“軍旅之事”,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高級層次,二是操練部隊、率部沖鋒陷陣攻城掠地的具體層次。

  秋收起義開始后,哲學思維已近化境的毛澤東,始終在思考、總結“運籌帷幄”的“軍旅之事”,并已經初步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擊戰”法和“運動戰”法,“十六字訣”基本形成并多次運用。朱德率部投奔井岡山后,由于朱德“職業軍人”的長期生涯,的確有些干部一開始認為“朱德軍事上強”,但很快發現不是那么回事。“七溪嶺戰斗”,朱德率部在七溪嶺幾乎抵擋不住,是毛澤東稍加運籌,轉敗為勝。尤其是,朱德率部突襲湘南造成“八月失敗”期間,毛澤東指揮井岡山的部隊,三下五除二的打敗了敵軍的會剿。毛澤東被譽為諸葛亮,并從此有了“搖鵝毛扇子的”美稱。

  離開毛澤東、或沒有毛澤東的指點,朱德打過勝仗么?張永等人是拿不出證據的。相反的證據卻比比皆是。

  建國后,毛澤東的確說過幾次“沒有豬那有毛”。這樣說,更主要是為了提升朱德的威望,也是為了團結,甚至帶有一定的戲謔的“宿命”。朱德針對毛澤東對他的褒獎,也常說“沒有毛,我這頭豬就要被凍死”的話。——這突出的表現為毛澤東、朱德兩人之間的堅定情誼。張永等人卻閹割朱德的話、只拿毛澤東的話進行貶毛渲染, “用心良苦”。

  尤其是,毛澤東說“沒有豬那有毛”之時,往往帶有極強的針對性。即,往往是在一些人極端不尊重朱德的情況下,以此話回應。——即使在井岡山時期,這類事情也經常發生:四軍七大,陳毅為書記的前委,直言不諱的批評朱德“不得人心”,可想而知。毛澤東對人民、對同志的至圣至德,有著天然的讓人們自覺崇拜的魅力,其威望始終是其他任何人都難以望其項背的。

  周恩來等人說“朱德軍事上強”,那是跟“二月來信”一樣,遠在上海,不了解情況。一旦周恩來等接觸到毛澤東、朱德,觀念立馬反轉。

  陳毅去上海匯報,最初仍然堅持朱德可留下、毛澤東可調走的觀點,“個人意氣”、甚至“山頭主義”的因素十分明顯,而不是其他。“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誰服氣誰”的血氣方剛的青春年華,并不為過。因此,陳毅盡管深知投奔井岡山前就始終被大家認為不是好的“政治領導”,但想要成為好的“政治領導”的心情更加迫切。突襲湘南另立前委,四軍七大玩弄手段,初到上海匯報堅持毛澤東離開的觀點,無疑都是“不服氣”的一貫性表現。

  尤其是,陳毅 “當選”前委書記沒幾天,即感到 “自己不是那塊料”了,并開始反思,盡管還沒有反思出一個頭緒。

  七、毛澤東重返紅四軍,周恩來、李立三起了“主要作用”?

  這種渲染,極其錯誤,至少是不全面的。

  首先,是朱德、陳毅等黨性、革命性的堅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然的話,即使周恩來、李立三以身上籠罩的“組織職權”支持毛澤東回去,也決然不會形成后來的情形。

  其次,是“反面教員”的作用。隨著毛澤東被排擠出去、陳毅去上海匯報,紅四軍的混亂狀況、堪憂的前景,引起了朱德等干部戰士的反思,認識到紅軍離不開毛澤東。

  第三,是干部戰士在毛澤東文化的熏陶下,對朱德等產生的推動作用。

  這是毛澤東回來后,紅四軍得到空前團結、發展的根本原因。——說穿了,歸根究底,是毛澤東文化長期熏陶的作用。

  時為中央主要領導的周恩來、李立三的作用,也只有在毛澤東正確文化的熏陶下,才能真正起“作用”。要知道,同樣的 “中央”,支持或派遣的情況下,矛盾更加激烈的事情,屢見不鮮。

  尤其是,周恩來、李立三當時支持毛澤東,更主要的原因是深知當時無人可替代毛澤東,而不是贊成毛澤東的方針路線。

  1、1927年11月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周恩來由政治局候補委員飛升為中央常委的同時,就提出必要時撤換毛澤東的主張。甚至,不少資料反映,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就是周恩來提議的。

  2、周恩來起草的“二月來信”,雖然出于對形勢的錯誤估量,但撤換毛澤東的因素也存在。

  3、周恩來、李立三對毛澤東也不放心,指令陳毅回去后注意毛澤東對開除陳獨秀黨籍一事的反應。

  4、支持毛澤東回紅四軍后不久,即開始批評毛澤東的那一套。

  5、周恩來去蘇聯后,李立三對毛澤東的批評乃至批判,十分激烈。

  6、周恩來回國后,在嚴厲維護“立三路線”的“基本路線”的基礎上,調毛澤東回上海任職,等。

  ……

  前后的一貫聯系性,最能說明問題的關鍵所在。

  還有人把 “古田會議決議”渲染成是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主張下進行的。事實上,1931年11月初根據周恩來1931年8月30日起草的指示信舉行的贛南會議,最能說明問題:包括“黨領導一切”等毛澤東古田會議的決議,遭到了近乎全面的否定和批判。——也即, “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對新文化的獨自開創,周恩來等當時的中央一班人,不僅不認同,而且還激烈否定。

  結語

  武裝革命初期,朱德、周恩來、陳毅等眾多革命的領導者,對革命文化及其導向的認知,還處在及其模糊的狀態,甚至還堅守著一定的錯誤文化。但這一切并非錯誤,更不是污點。中共革命的確是一種“開辟新紀元”的文化革命,毛澤東都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要不斷完善這個文化,其他人當然更不可避免的要經歷這一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不管是朱德、陳毅等四軍領導人,還是周恩來等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最主流的表現,一是堅貞不屈的黨性、革命性,二是毛澤東新文化體系推行的艱難性,三是朱德、陳毅、周恩來等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升華的歷史性。

  離開毛澤東這一主線,甚至明火執仗的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想達到“非毛”的目的,說是玩火自焚,恐怕并不夸張。——毛澤東不僅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也是世界的。

  “蚍蜉”之為,當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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