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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對確立黨的中醫政策的歷史性貢獻

葉利軍 · 2020-01-16 · 來源:毛澤東研究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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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確立“團結中西醫”的基本方針,實施正確的中醫政策,即充分肯定中醫學經驗和理論的科學價值,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整理、發掘中醫醫學寶庫,豐富現代醫學科學,逐步扭轉了民國時期中醫被取締、被消滅的命運,為當代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確立“團結中西醫”的基本方針,實施正確的中醫政策,即充分肯定中醫學經驗和理論的科學價值,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整理、發掘中醫醫學寶庫,豐富現代醫學科學[1],逐步扭轉了民國時期中醫被取締、被消滅的命運,為當代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習近平在2019年10月對中醫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醫藥學包含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醫藥事業取得顯著成就,為增進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貢獻。”[2]

  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回顧和總結毛澤東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黨的中醫政策的歷史性貢獻,對于中醫藥事業的振興發展、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從人民健康需要出發,反復強調“團結中西醫”方針,糾正輕視中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做法,確立黨的中醫政策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我國面臨著十分嚴峻的的衛生局面。毛澤東從人民群眾的健康需要出發,為黨和國家確立正確的中醫政策,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健康水平,為建設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奠定了良好的健康基礎。

  首先,從我們的衛生國情出發,確立了“團結中西醫”的基本方針。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衛生狀況為:

  疾病叢生、疫疬流行,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惡劣。舊中國人均壽命為35歲,全國人口約4.75億,每年死亡500多萬人,約有1億人口罹患各種疾病。中國人被西方戲稱為“東亞病夫”。“根據鄉村的一般調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療”[3]。威脅人民生命與健康最主要的疾病是急、慢性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

  衛生機構數量少,布局不合理,醫療設施殘缺不全,人民缺醫少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只有3670個,醫院、衛生院2600所,病床8萬張。其中,城市59867張,占74.8%;農村20133張,占25.2%。當時醫院病床按每千人口計,城市病床0.63張,農村病床0.05張。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如我國最大城市上海,1949年全市共有醫院153所,病床10033張,在國內醫療設施中占很大比重[4]。村、鎮衛生醫療機構稀少。藥品短缺,最簡單的醫療器械都需要從國外進口。

  衛生隊伍力量薄弱,中醫多、西醫少,中西醫長期對立。據統計,1949年前,全國衛生技術人員共505040人。中西醫合計363400人,其中,中醫276000人,西醫87400人。由于西醫為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中醫偏重于古代臨床經驗的積累,西醫自近代“西學東漸”不斷傳入中國后,被作為科學化的象征,得到很多人推崇,而中醫被作為不科學的代名詞,受到一些人甚至社會名人批評、批判,取締中醫之聲不絕于耳,1929年竟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廢止中醫案”。西醫看不起中醫,如指責中醫“對病理解說得不準確,使用的藥物難以理解,消毒手續不嚴密等等”[5],有些中醫則瞧不慣西醫,隔閡頗深,長期對立。

  面對人民缺醫少藥的嚴峻局面,毛澤東強調要加強中西醫團結。1949年9月至10月間,他在接見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代表時,就提出要很好地團結中醫,搞好中醫工作,發揮中醫力量[6]。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國第一屆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勝利召開。毛澤東在為會議的題詞中,明確提出了團結中西醫的要求:“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7]第一屆衛生工作會議據此確立了“團結中西醫”方針,將之與“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并列,共同為新中國的三大衛生工作原則。

  其次,及時糾正輕視中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做法,為我黨確立正確的中醫政策。“團結中西醫”方針確立后,衛生部出臺了加強中西醫團結合作的文件,做了許多工作。1950年4月14日,《衛生部關于一九五0年醫政工作的指示》第六部分,對“中醫的團結與進修問題”作出安排,要求各級衛生機關必須將這一問題作為今年的中心任務之一,要大力作好中醫團結工作,并在團結的基礎上予以提高。1951年4月4日,衛生部發布關于醫藥界團結互助學習的決定。在該文件中,提出了“中醫西醫均應加強政治與業務學習”、設立中醫中藥研究機構、動員經過進修與訓練的中醫參加預防工作、參加診療工作、成立醫藥界聯合會或舉行醫藥界座談會[8]等六點舉措。1952年,針對中醫師失業嚴重的情況,如長沙市344名中醫師,收入好些的只占10%,勉強能維持生活者占50%左右,“半失業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失業者,約占百分之十”[9],組織聯合診所、動員到小城市或鄉鎮去服務、建立互助組織來補救生活之不足等。

  然而,由于衛生部在執行“團結中西醫”方針時,同時極力主張“中醫科學化”,加上余云岫(1929年“廢止中醫案”的提出者)的影響,廢止中醫的思潮再度回潮,在具體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實質上變成了輕視中醫、歧視中醫、改造中醫。“在很多方面對中醫采取了不適當的限制和排擠的政策,以致長時期來在社會上存在的中西醫對立和歧視中醫的情況,沒有得到改變”[10]。

  《中央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具體列舉了七個方面問題:(1)中央衛生部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和《中醫考試辦法》,要求過于苛刻、不合實際,限制了中醫的作用。(2)公費醫療制度中,完全沒有考慮發揮中醫的作用。(3)辦中醫進修學校(或班)片面地鼓勵中醫改學西醫,實際上起了逐漸消滅中醫的作用。(4)各高等醫學院校中沒有考慮設立講授中醫中藥的課程。(5)中華醫學會完全不吸收中醫參加。(6)中藥的產銷無人管理,盲目取締重要成藥。(7)前中央衛生部副部長王斌于1951年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主張消滅。上述問題出現后,在社會上產生不良反映,引起廣大中醫和人民群眾的誤解和不滿。有人認為“人民政府是要消滅中醫”“衛生部門是西醫當權,對中醫專政”[11]。有的中醫不愿子孫繼承祖業,還有的打算放棄行醫,甚至有人已經改行經商或者當小學教員。

  針對上述情況,自1953年4月開始,毛澤東多次親自批示和指示,強調要重視中醫、利用中醫、發展中醫,從根本上扭轉了輕視中醫、歧視中醫的錯誤做法,為我黨確立了正確的中醫政策。

  1953年4月3日,毛澤東看到白學光寫的反映軍委衛生部官僚主義的報告后,批示周恩來等,要嚴肅地檢查一次衛生部的工作。中央文委在檢查中發現,衛生部在貫徹“團結中西醫”方針上,存在輕視、歧視、限制中醫的嚴重錯誤。1953年12月上旬,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匯報后,毛澤東談對衛生工作的意見:衛生工作隊伍很大,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問題,任務就很大了。他從醫務人員構成的現狀出發強調:“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對中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12]

  1954年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再次指示必須改進中醫工作。同年,中醫界人士如岳美中、李振三等上書中共中央,反映中醫工作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時,親自修改了其中的幾個句子,進一步提高了人們對中醫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如對待中醫問題,實際上關系四萬萬七千萬農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醫療問題;把中醫的合理部分增加到醫學科學中去,更好地為預防疾病、治療疾病,增加人民健康服務[13]。其中的“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科學”“預防疾病”為毛澤東所加。6月29日,衛生部傳達了毛澤東的批評和指示。7月3日,《衛生部黨組關于加強中醫工作的請示報告》中,雖對衛生部門采取歧視中醫的態度進行了剖析,但仍然頻繁地使用“舊醫”來稱呼中醫。

  7月9日,受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召集中央文委黨組開會,傳達毛澤東關于中醫工作的重要指示。傳達的內容很豐富。如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中西醫團結沒有做好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團結中醫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中國醫藥科學,我們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技術,我們要把其中好的提煉出來;中醫要進大醫院、進醫科大學,還要出國;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14]。7月12日,中央文委黨組決定成立中醫問題臨時工作組,到全國各地開展調查研究。通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10月26日,中央文委黨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研究報告,提出了7個方面的政策建議。這就是新中國醫學史上非常有名的《中央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5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至此,黨的中醫政策正式確立。

二、不斷推動黨的中醫政策貫徹執行,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體系和基本框架

  從1954年起,在毛澤東及黨中央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下,黨和政府逐步構建了一系列發展新中國中醫藥事業的政策體系和基本框架,涉及中醫管理機構、研究機構、醫療服務、人才培養、中藥產銷管理、衛生防疫等方面。它為當今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設立中醫司。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成立。1952年,衛生部在醫政局內,設立中醫科,專門管理中醫。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下設中醫司。中醫的行政管理機構級別提高,由科變為司。由衛生部副部長郭子華主管中醫工作,并聘請著名中醫學家秦伯未等4人為衛生部顧問。

  成立中醫研究院。1954年10月,由魯之俊、朱鏈、何高民負責的中醫研究院籌備處成立。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魯之俊任院長。設內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針灸研究所、中藥研究所、醫史研究室、編審室、圖書室、附屬西苑醫院、中醫教材編審委員會等。該院的中藥研究所團隊于1969年承擔“523”抗擊瘧疾研究項目,開始抗瘧中藥研究,后成功分離聞名世界“青蒿素”。

  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中醫歷來以“坐堂”或“往診”的形式開展診療服務,很少設病房收治患者。1954年,衛生部首先在北京開始試點,“在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增設中醫部病床50張,使新舊醫聯合醫療,首先從北京醫學院創造經驗,再推廣到各醫學院校”[15],改變了中醫不能進西醫醫院的歷史。1956年7月13日,《健康報》發表社論《大量吸收中醫參加醫院工作》:“不管大醫院、小醫院,不管城市的、鄉村的醫院,不管省、?;蚴强h、區的各級醫院或衛生院、所,都應該吸收中醫,并且要擴大吸收的名額。”[16]

  中醫進各級醫療機構工作進一步推進。

  擴大和改進中醫的業務。除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外,主要通過加強對中醫醫療機構的領導,適當解決公費醫療中運用中醫中藥的問題,繼續積極組織和發揮中醫的力量,為人民衛生保健事業服務。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不斷深入,個體中醫開始聯合開辦診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的中醫門診部、中醫醫院相繼建立。據統計,1952年,全國有中醫院19所,中醫院床位224張;1957年,中醫院257所,床位5684張;1960年,全國中醫院330所,床位14119張[17]。衛生部還發布文件,取消原來限制中醫行醫的規定。如1955年2月2日,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的規定;1956年11月27日,廢除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等。

  改善中醫進修工作。新中國成立初,中醫進修在“中醫科學化”口號下,“以為‘科學化’就是‘西醫化’,因而完全講授西醫課程”,“造成了學與用脫節的現象,使進修的中醫產生了不正常的心理,中醫改行西醫,亂用西藥”[18]。從1955年起,開始向提高中醫整體學術水平的轉化。1956年3月,衛生部《關于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中說:“中醫進修教育工作,從1955年起,全國20所中醫進修學校和143個中醫進修班中,過去不教中醫課或很少教中醫課的現象已經改變,平均中醫課已占40%至60%。”[19]

  中醫帶徒弟和開辦中醫學院。1956年1月,衛生部在北京召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制定了衛生事業12年規劃,提出了培養中醫接班人的兩大措施:中醫帶徒弟和開辦中醫學院。1956年4月16日,衛生部發出《關于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對中醫帶徒弟的方式、師資、學習對象、學習要求、學習時間、經費等,都作出了具體指示,計劃“以帶徒弟的方式在今后7年內培養新的中醫48萬名”[20]。將中醫教育納入正規學歷教育體系,實現了中醫學界奮斗了幾十年的目標。在1954年成立南京中醫進修學校的基礎上,1956年,衛生部會同高等教育部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籌建四所中醫學院,同年招生,學制6年。開設課程主要有《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及《溫病學》等。1958年,成立南京中醫學院。根據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北京中醫學院進入我國第二批重點高等學校行列。同年,在我國許多省會城市相繼成立中醫學院。

  西醫學習中醫。衛生部決定,首先在北京取得經驗,然后指導全國。1955年中醫研究院成立時,衛生部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正式開班。1958年6月,正式畢業。除中醫研究院中醫研究班外,廣州、上海、武漢、成都、天津成立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參加學習的共303人,學習期限為兩年半。1955年底,全國廣泛組織西醫在職學習中醫班,參加學習者達4000余人。有的地區還組織了6-8個月的短期離職學習班。1958年后,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在全國推廣。

  加強對中藥產銷的管理。1950年到1954年,國家對中藥的產銷、經營缺乏統一領導和管理,私營商業起主要作用,國營商業中只有土產公司和供銷合作社經營大宗藥材的收購、批發業務。1954年,由衛生部負主要責任,聯合商業部、農業部、林業部、科學院、合作總社等單位組成中藥管理委員會。1957年,中藥材業務交由衛生部門管理。衛生部通過中國藥材公司加強對中藥材生產、經營的管理,有些地方成立藥材生產基地。如1959年湖南初步確立邵東、瀏陽等15個縣為省藥材生產基地。1974年,湖南省建立了金銀化、梔子等藥材生產基地[21]。

  重視發揮中醫藥在衛生防疫中的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衛生部遵循“預防為主”方針,開始了全國防疫工作。在血吸蟲病、麻風病、“乙腦”等防治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如血吸蟲病使用中藥配方,遼寧、廣東、浙江、山東等省實驗應用中醫中藥治療麻風病,療效良好。1954年石家莊傳染病醫院中醫郭克明運用祖國醫學理論,提出“清熱、解毒、養陰”三大治療原則,使用白虎湯和清瘟敗毒飲,重用石膏,治療“乙腦”取得顯著成績。1956年2月5日,郭克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在我國開展的群眾衛生運動中,中醫藥在滅蚊、滅臭蟲、滅蟑螂、殺蛆等取得一定效果。

  在上述黨的中醫政策體系和基本框架構建過程中,毛澤東的推動作用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時刻關注、及時指導、不斷支持。比如,多次召集衛生部領導和中醫界專家談話;1954年,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1955年接見中醫研究院第一任院長魯之俊并與其合影;中醫帶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讀醫書,一面看病,使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1958年9月17日,毛澤東到安徽省博物館視察防治血吸蟲病規劃情況;1958年9月25日,衛生部黨組將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離職學習班的情況向毛澤東并中央報告,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肯定并主張擴大規模。

  二是適時推動進一步落實好黨的中醫政策。經過幾年努力,中醫工作有了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到1958年底,我國的中醫工作呈現出可喜的局面。上述措施實施后,“中醫中藥的對于很多疾病的療效,就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和承認了”[22]。如中醫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痢疾、急性闌尾炎、關節炎、神經痛、燒傷、骨折、脫臼、多種皮膚病,療效顯著;對于高血壓、晚期血吸蟲病、肝硬變、慢性腎炎、再生不良性貧血,也有一定的療效;中醫治療方法除藥物外,還有針灸、推拿、氣功等。

  1958年11月18日,黨中央發布了衛生部黨組關于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總結報告的批示,再次高度評價中國醫藥學。在此情況下,如何推動黨的中醫政策更好地貫徹落實?1959年1月21日,鄧小平給毛澤東送審《人民日報》社論稿《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該文由毛澤東秘書胡喬木撰寫,全面總結了黨的中醫政策貫徹落實幾年來的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更好地研究整理我國的醫藥學遺產等。毛澤東批語:“送胡喬木同志,此件可用,照發。”[23]該稿在1959年1月25日于《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后,有力地推動了黨的中醫政策進一步貫徹和落實。

  1964年毛澤東發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我國衛生資源下沉。被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贊揚的赤腳醫生制度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中草藥運動在農村開展,中醫藥適用技術在農村推廣。

三、從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視祖國文化遺產的整理提高,提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寶庫”

  毛澤東不僅從防病治病的角度重視發揮中醫的作用,更從文化的高度重視中國醫藥學,提出了“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24]著名論斷。

  首先,對待中醫問題本質上是如何對待文化遺產問題。中醫藥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兼容并蓄、創新開放,形成了獨特的生命觀、健康觀、疾病觀、防治觀,實現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和統一,蘊含了中華民族深邃的哲學思想。中醫藥既具有自然科學屬性,又具有人文屬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陰陽平衡、調和致中”“以人為本、懸壺濟世”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內核;“三因制宜、辨證論治”“固本培元、壯筋續骨”“大醫精誠、仁心仁術”,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為中華民族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啟迪。1953年12月上旬,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匯報時,毛澤東說,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同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話。他說,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毛澤東提出西醫向中醫學習的兩點方法: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第二,要建立機構。“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25]。

  其次,對待中醫問題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民族自信心。眾所周知,中醫藥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上可追溯到遠古時代“神農嘗百草”“藥食同源”、春秋戰國扁鵲“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秦漢時期《黃帝內經》,下可看到中醫藥廣泛服務于蕓蕓眾生,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貢獻。1954年7月9日,劉少奇傳達毛澤東關于中醫工作的指示:

  “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26]

  再次,研究中醫,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醫產生于中國古代,是古代科學的瑰寶,貫穿儒釋道三家,其哲學基礎是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陰陽五行”理論,比較難懂,容易與玄學、封建主義文化混為一談。毛澤東一貫主張科學地對待中醫。他認為要重視中醫,但把中醫提得過高也是不正確的;中醫有精華,當然也有糟粕。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認為對中醫“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27]。1954年,毛澤東強調,中醫幾千年前用的“‘體育’‘按摩’等,里面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28]。毛澤東強調研究中醫藥要從整體上分析、從臨床療效上分析。比如“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又如,對中醫的“湯頭”不能單從化學上研究,要與臨床上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提高中醫。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時,還提出要運用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來研究中國文化。“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我們要西醫學中醫,道理也就是這樣”,“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中國,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29]。

  最后,西醫學習中醫是整理祖國醫學遺產的重要途徑,并從此角度出發提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著名論斷。1954年11月23日,由毛澤東親自審核的《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指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采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30]

  隨后,我國形成了“系統學習,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西醫學習中醫的12字方針。1955年,毛澤東同朱璉談話時說,中醫的經驗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閱衛生部黨組9月25日關于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非常高興。批示:“此件很好”。

  他十分贊成衛生部黨組提出的今后由每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西醫離職學習班的建議。他滿懷期待地說,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至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他還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正是在這份批示中,毛澤東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31]

  它成為了中醫人巨大的精神支柱,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醫人為之奮斗。

  195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指示和總結報告在《人民日報》發表后,我國掀起了西醫學習中醫運動。1959年3月底,各省市組織26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學員1880人。1960年5月,全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達37個,學員3000余人。各高級醫藥院校一般都設置了中醫藥課程。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除組織西學中班外,還選派醫務工作者到地方院校學習中醫,培養部隊中醫骨干。

  毛澤東親自推動的西醫學習中醫運動,為我國培養了一批中醫藥研究的骨干和權威人物。2015年中國首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共和國勛章”8名獲得者之一的屠呦呦,是西醫學習中醫的典型代表。屠呦呦從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分配到中醫研究院工作。1959年到1962年,在衛生部舉辦的“全國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學習。她從古代中醫典籍中獲得啟示,從青蒿中成功分離出青蒿素,挽救了全世界數百萬人的生命。她深有感觸地說:“西學中的序曲為我從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準備。”“青蒿素正是從這一寶庫中發掘出來的。”[32]

四、以寬闊的全球視野,提出中國對世界貢獻“中醫是一項”,為中醫藥走向世界指明方向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我國經濟基礎薄弱、醫療技術水平整體比較落后的情況下,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毛澤東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博大胸懷,寬闊的全球視野,對中醫如何走向世界、怎樣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

  首先,中國貢獻全世界,“中醫是一項”。中醫藥作為成熟的傳統醫藥體系,不僅影響周邊國家,還通過移民漂洋過海走向世界。中醫藥進入朝鮮半島,與當地醫學結合,形成東/韓醫;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前稱為皇漢醫學,今為“漢方醫學。”約在元代,中醫藥傳到馬來西亞、新加坡。伴隨“絲綢之路”的駝鈴聲中醫藥進入中亞。北宋時,中醫和針灸傳入俄羅斯。明代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東非,其中五次到達馬六甲,名醫匡愚隨訪,帶去大黃等中藥材。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豪邁而充滿自信地說,在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33]。1954年在同周澤昭談話中提出,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1954年7月9日,毛澤東說,團結中醫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首先要弄清楚,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還要出國。

  其次,中醫出國的突破口是針灸。針灸是針法和灸法的總稱,是我國中醫的傳統療法之一。傳說針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時期,由伏羲發明了針灸。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一書最早對針灸醫學進行了論述,描述九針的形制、大量記述針灸的理論與技術。比如,“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根據中醫理論,風、寒、暑、濕、燥、火為六淫邪氣。寒為陰邪,易傷陽氣。寒邪進入身體,使經脈運行不暢,身體容易產生脹滿感,即“滿病”,治療時宜用灸術,驅除身體里的寒氣。革命戰爭年代,包括針灸在內的中醫藥在根據地得到運用。延安時期,我黨培養了朱璉等著名的針灸專家。

  新中國成立后,朱璉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婦幼司副司長、中央防疫委員會辦公室主任。1951年,在她的建議和努力下,我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針灸療法實驗所,開始針灸療法的整理研究工作,朱璉任所長。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實驗所改成針灸研究所,朱璉兼任所長。1955年3月23日,朱璉將她剛寫好的《新針灸學》一書呈送毛澤東。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針灸學專著。4月9日,毛澤東到達杭州,住劉莊。毛澤東全部看完后,專門約她到杭州談針灸問題。15日下午,毛澤東派汪東興到朱璉住處看望并傳達指示: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

  晚上,毛澤東同朱璉在劉莊一起吃晚飯,繼續談針灸研究問題。毛澤東主要談了兩點看法:(1)要運用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解釋針灸,針灸研究將促進醫學理論的改革。巴甫洛夫是蘇聯偉大的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其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影響很大。毛澤東認為,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2)針灸是科學的,世界各國都要用它。毛澤東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34]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關心下,《新針灸學》被翻譯成俄文、韓文等在國外出版發行,為針灸學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

  最后,將針灸等作為發展對外關系、增加各國人民友誼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主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友好關系,同時不失時機地發展同發展中國家關系、資本主義國家關系。1951年,《人民日報》刊登有關推行、研究、整理針灸療法的專論后,蘇聯醫學界和官方就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同年,蘇聯醫師團17人,赴中國學習針灸6年。1956年,中蘇兩國簽定保健合作協定,3名蘇聯專家到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考察學習針灸療法。中國派出中醫專家特別是針灸專家為外國政要,如也門國王艾哈邁德·伊本、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等治病。1958年1月,應也門王太子馬德爾之請,中國醫生以針灸開路、中醫為主、西醫護航的治療原則,為也門國王艾哈邁德·伊本治病。經過3個月的治療,國王病愈。1971年,《紐約時報》副社長兼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斯頓,在北京采訪期間,突發闌尾炎,手術后腹部脹氣,在接受針灸治療后再沒有復發。他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報道在《紐約時報》發表。美國由此開始了針灸熱。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我國為訪華團專門演示眼晴、甲狀腺、肺葉切除術等針刺麻醉手術,美國的針灸熱潮高漲[35]。197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舉辦首次國際醫師針灸學習班。非政府性針灸團體國際聯合組織“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于1987年11月22日成立.經國務院批準,2003年9月25日,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在北京正式成立。

結語

  回望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為黨和國家奠定了中醫藥發展的堅實基礎,為中國人民實現美好的健康生活需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重溫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關于中醫的重要觀點和深刻思想,不能不發自內心地佩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再看當下,我們是何等的驕傲:截止2018年底,我國中醫藥衛生人員總數達71.5萬人,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總數達60738個,全國中醫類醫療機構床位123.4萬張;中醫藥已傳播到183個國家和地區,中醫藥服務已擴大到140多個國家,103個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認可使用針灸;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2018年首次納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疾病分類代碼(ICD-11),國際標準化組織成立中醫藥技術委員會(ISO/TC249),已頒布29項、正在制定46項中醫藥國際標準;很多國家立法認可中醫的合法地位,澳大利亞第一個為中醫全面立法,29個國家設立了傳統醫學的法律法規,18個國家在醫療保險體系中納入針灸;在俄羅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聯酋等國,中藥已成功以藥品形式注冊;在我國受過專業培訓的外籍中醫藥人員50多萬名,3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培養本土化中醫藥人才開辦了數百所中醫藥院校。中醫藥已經成為中國與各國開展經貿往來、人文交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和靚麗名片,中醫藥必將以更好的姿態走向世界。

  【葉利軍,女,博士,湖南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p>

  注釋:

  [1]張伯禮:《百年中醫史》(上),上??茖W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頁。

  [2]《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為建設健康中國貢獻力量》,《人民日報》2019年10月26日。

  [3]張伯禮:《百年中醫史》(上),上??茖W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頁。

  [4]錢信忠:《中國衛生事業發展與決策》,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頁。

  [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頁。

  [6]邢思邵:《毛澤東同志關懷中醫事業———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90周年》,《健康報》1983年12月15日。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頁。

  [8]《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1年)》,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7-598頁。

  [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頁。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頁。

  [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259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內部發行1985年,第35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內部發行1985年,第142頁。

  [17]張伯禮:《百年中醫史》(上),上??茖W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頁。

  [18]社論:《目前中醫工作的主要任務》,《健康報》1955年1月7日。

  [19]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內部發行1985年,第79-80頁。

  [20]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內部發行1985年,第82-83頁。

  [21]《湖南省志》(第21卷·醫藥衛生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627頁。

  [22]《胡喬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3頁。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2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頁。

  [25]《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3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頁。

  [29]《毛澤東思想年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809頁。

  [3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頁。

  [32]《屠呦呦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12月8日。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頁。

  [35]張伯禮:《百年中醫史》(上),上??茖W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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