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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中將方強:我當紅軍連隊政治委員

方強 · 2020-01-16 · 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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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確立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解決了如何克服黨內和軍隊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一根本性問題。本文作者方強時任紅3軍團第7團第11連政治委員(紅軍中連的政治委員1930年后改稱政治指導員),該連連長是個舊軍人,連隊大部分官兵是“被迫投降的敵兵”和連長收來的散兵游民;連隊黨組織不健全,政治工作不落實,舊軍隊習氣嚴重。本文記述了方強到任后,通過一系列艱辛努力,建立黨支部和士兵委員會,重新改編班排,廣泛實行民主制度,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等,成功將連隊改造成為人民軍隊的實踐過程,反映了貫徹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特別是落實古田會議決議精神的必要性、復雜性和艱巨性。

  一九三○年夏季的一個大熱天,烈日如火。

  我戴一頂寫著“革命成功”四個大字的草帽,光腳板在曬得發燙的青石板街道上快步走著。手中握著一卷沉甸甸的文件︰這里有我的介紹信,有紅軍一個連隊的黨員名單,有油印的《怎樣做支部工作》《士兵委員會組織章程》《早晚點名口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有石印的《黨十大政綱》《土地法》《勞動法》;還有中國共產黨三軍團前委和軍團政治部告士兵書、告群眾書……這些紅軍政治工作的文件,就是我當時的“武器”。

  長壽街解放后,我在長壽街市蘇維埃政府擔任裁判委員兼財政委員,并做黨團書記的工作。前些日子,黨的湘鄂贛特委李宗白同志,召集長壽區的七個地方共產黨員談話說︰“紅軍擴大得很快,需要黨員去做政治工作,現在特委決定你們去三軍團做連政治委員。”我沒有在主力紅軍工作過,又聽說七團是個新組成的不鞏固的部隊,大部分戰士是打長沙后參加的,就更感到工作的艱難。但是革命形勢不斷地發展,紅軍不斷地勝利與壯大,使我心里充滿對黨的力量的確信,又鼓勵著我去擔任這個新的工作。

  在長壽街復生茶葉鋪里,找到了七團十一連連部。傳令兵推開門,只見滿屋煙霧騰騰,桌上杯盤狼藉。正中坐著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左腮幫上有一塊紅而發亮的傷疤;兩旁大腿架小腿地散坐著幾個人。傳令兵告訴我中間那個人就是連長。

  連長看完介紹信,動也不動,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陣,輕蔑地歪歪腦袋、撇撇嘴,半天才用那破竹似的聲音問我︰“你當過兵沒有?”我說︰“沒有當過白軍,只當過紅軍游擊隊。”他想了想,又瞇縫起眼楮問道︰“你多大年歲了?出過門沒有?嗯?”他故意把聲音放得輕飄飄的,好像在逗一個小孩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但還是忍著氣,老老實實地回答他︰“沒有出過門,今年十九歲。”他向旁邊的那些人擠擠眼楮,他們看著我“咯咯”地笑起來。我覺得這個連長不大像紅軍,不大像革命的。他的態度使我心里有些冒火,但我還是裝得不在乎。這時候,連長順手拖來一張凳子,手一指說︰“坐吧,連政治委員!”

  我端端正正地坐下,拒絕了他遞過來的酒杯。等他們吃完飯,喝了一會兒茶后,我說︰“請連長把連里的情況給我做個介紹吧。”

  他瞪了我一眼,又困惑地看了看四周的人,開始回答我的話。他忽然變得口吃起來︰“嗯,是這樣,連里一共九……九十多人,三個排,這是一排長、二排長。”他指指坐在旁邊的兩個帶醉意的人,“……唔,對了,三排長今天值星不在這里。還有個司務長……共七十多支槍;還有,每天都出操。”他停了半天,猛吸著煙,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來了。忽然,他豎起眉毛喊道︰“傳令兵,帶政治委員找值星排長!”轉過臉對我說,“詳細的情況,由值星排長跟你談吧。”

  從連隊里的共產黨員和戰士口中,我開始摸清了這個連隊的具體情況。連長張有發,是個舊軍人。不久以前紅軍第一次打下長沙后,他帶了七八十個人來當紅軍的,其中除少數是參軍來的長沙工人和城郊農民外,大部分是被迫投降的敵兵和他收來的散兵游民。當時,組織上來不及審查,他就這樣當上了連長。他把拉來的人編成了一、二兩個排,派自己的親信當排長。軍團政治部為了加強改造和鞏固這個新成立的第七團,在長壽街曾給各連補充了蘇區參軍的農民,而張連長卻把蘇區來的戰士單獨編成第三排,連里僅有的七名共產黨員,都在第三排中。有階級覺悟的戰士,都向我說︰“連長結了小團體。”

  當晚,我就在三排里和戰士們一起睡,因為連部沒有我的位置,同時我知道這個排是連里最可靠的部分,工作首先要依靠他們來做。這時,我了解到許多戰士最不滿意的事,就是連里伙食賬目不公開。那時,紅軍的伙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每月由士兵委員會的經濟委員算賬,向全連公布,將節余的“伙食尾子”平分給戰士、干部零用,這就是紅軍的經濟民主。而十一連呢,月底見不到賬目,又不見“伙食尾子”發下來,戰士們飯食不好,連長和他的幾個親信卻天天到菜館里去吃喝,這能不引起大家懷疑連長貪污嗎?

  我覺得這是個問題。第三天,我到連長的屋里談建立士兵委員會的工作后,坦率地對他說︰“連長!戰士們對你有些反映,說連里經濟不公開……”他不等我說完,馬上就跳起來吼道︰“什么?什么……值星排長!吹哨子集合,全連站隊!”他返身從屋里拿出賬簿來,“噌噌噌”三步跨到隊伍前,破口大罵一通,然后將賬簿往地上一摔,嚷道︰“你們算吧!”怒氣沖沖地就走了。我注意戰士們的神色,看見昨天在我面前說“連長是好人”的長沙來的劉玉海,正目瞪口呆地看著我,大部分的戰士露出怒容,有幾個人心灰意冷地望著那本賬簿。全場的空氣一時僵住了。這時,我覺得很難辦,想了一下,拾起地上的賬簿,對大家說︰“同志們提的意見是對的,應該算伙食賬,紅軍的經濟是公開的。連長態度不好,以后再說?,F在解散?;厝ズ?,每班推舉出一個代表來算賬!”我的話使局勢改變了,有些戰士就喊叫起來︰“對,賬還是要算,怕什么?怕就不干革命!革命講平等。”他們實際的意思是說紅軍官兵平等,紅軍經濟公開。也有些戰士仍露出猶疑的神情。值星排長喊了解散的口令,戰士們還圍在原地“嘰嘰喳喳”地議論。

  當時,我在戰士們面前表現平靜,其實心也是懸在半空。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分稚嫩的沒有工作經驗的青年,我時常想著連長會拉攏他的“小集團”打擊革命,有些害怕,有些發愁,怕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但我一想到有黨員,有蘇區來的戰士,想到長沙來的戰士大部分是工農出身,是革命的,想到師政治委員的指示,我就有了勇氣。特別是剛才戰士們的態度,大大地鼓勵了我,使我大膽起來。我雖然還不十分清楚地認識支部是連隊的堡壘,是連隊的核心,但過去的一段工作經歷,使我多少懂得只有黨的組織是最有力量的。我就決定首先組織支部,組織士兵委員會,在戰士中進行政治教育。

  那時,黨的基層組織在紅軍中還是秘密的。我們在一個僻靜的小屋里,秘密舉行了連的第一次黨員大會,連我在內共八名黨員,選出了三個支部委員,連政治委員是當時的支部書記。按照師政治委員的指示,在會上討論了以下事情︰一是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組織叛變;二是成立士兵委員會,從清算伙食賬做起;三是團結教育從長沙來的新戰士;四是重新改編班排,從組織上破壞“小集團”。大家發言很積極,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決議。這次會議后,黨在連里有了組織,有了領導,有了工作目標,黨員更加活躍起來了。

  當時,紅軍處在初建時期,政治工作不健全、不完備,但革命軍隊的基本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古田會議決議,那時我雖未讀到,但決議的精神已經傳達下來,而且都按照這個決議執行了。從開支部大會的第二天起,我開始每天給戰士們講話或上政治課。那時我還不懂得更多的道理,根據師政治部發的文件,多少可以講一點點。工農出身的紅軍戰士,對革命道理很容易懂,也愿意接受,很愿意聽。

  連長偶爾跑來聽聽,搬一張凳子坐在隊伍的側面晃著小腿,聽不一會兒,耐不住性子就走了,以后就再也不來了。有時我在上政治課,他卻突然吹哨子叫大家出操或者擦槍。對于他這些故意搗亂的做法,我暫時忍耐著。

  士兵委員會很快就組織起來了,選出鄧豐同志為主席,他是共產黨員,原來是毛灣鄉農民協會的干部,入伍后當班長,是個很踏實老成的中年人。委員中選了三個長沙參軍的新戰士,這些新戰士雖然還不習慣紅軍的民主生活,但來到紅軍和蘇區后所見所聞,受到連里蘇區戰士的影響,特別是這些日子連里政治氣氛也有了變化,都使他們覺得新鮮,懷著極大的興趣來參加開會、選舉等活動。至于士兵委員會有沒有像我說的那么大的權力,他們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

  他們的懷疑,不久就完全打消了。士兵委員會成立的第二天,伙食賬已經算了出來。我便和連長商量,召開全連士兵大會,討論算賬結果,他不得不同意。經濟委員宣布伙食賬上虧空了三十多塊錢,要大家討論。許多戰士積極發言,有的說這是經濟手續不清,有的直接地說這是貪污。發言的也有長沙來的戰士。經濟委員問大家︰“要不要賠?”戰士們齊聲喊︰“要賠!”連長 地跳起來,臉色漲得像豬肝,大喊大叫︰“什么?說我拿了三十多塊錢?嚇!”他喊著,環視全場,尋找同情的眼光,可是,他的親信這時卻無可奈何地一個個把頭低下,誰也不敢講話。連長泄了勁,嚷道︰“在這個地方,你們拿吧!老子有的是錢,再多點也不在乎!”說著,掏出一把銀圓摔在桌子上,怒氣沖沖地走了。還沒有等他走出門,屋里就有人笑出聲來。我剛想制止,一看,原來就是四班長劉玉海,過去他和連長一伙的。我有點奇怪,但一想,又覺得不奇怪了。我覺察到這個戰士開始覺醒,于是故意不去制止他。他一引頭,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從長沙來的和從蘇區來的戰士們,笑聲融合在一起。只有連長的兩個心腹排長,惶恐地低下頭,黨員們則用迷惑的眼光看著我。我說︰“讓他們笑吧,這就是教育,這就是覺醒。”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我才擺擺手宣布說︰“現在,就把‘伙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這一次,每個戰士都分到了一點零用錢。戰士們從自己的行動中認識到自己的力量。

  連隊在算伙食賬后,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里有底了。首先是劉玉海主動找我,把連長“小集團”的底細都跟我談了。原來連長是利用“洪幫”的封建組織,拉攏了一、二排的班排長和少數兵痞、游民,他們平時互相稱呼“老哥老弟”,叫連長為“大哥”,講的是一套黑話。我把劉玉海鼓勵了一番,說他有革命思想,說長沙來的許多戰士都有革命思想,說他們是窮苦工農出身,過去是受壓迫的,他很高興。經過黨員的帶動,蘇區來的戰士都特別注意團結、爭取長沙來的戰士︰好地方讓給他們睡,出公差給他們留飯,幫助他們打草鞋,給病人送飯送水,找他們個別談話,借錢給他們往家里寄。這些行動,在當時雖然不是那么有組織的、普遍的,但長沙來的戰士們都因此從感情上和蘇區來的戰士更親近了,有什么話都和共產黨員講,有些人常常找我談天。

  時機成熟了,我便向連長提出了重新編班的問題。他立刻驚慌起來,腮上的傷疤忽然發紅了,眼光在我身上瞟了一下,背轉臉叫道︰“已經編好了,為什么還要編?”“蘇區來的戰士有的沒有打過仗,我們馬上要出發第二次打長沙了?;炀幰院?,老兵帶新兵,就能打好仗。”我從容地說明著理由。“不必要,不必要。在操場上就能學嘛!”他又嚷叫起來。

  我沒有和他爭論下去,到外邊召開了支部委員會,討論了辦法。支委分頭向黨員進行了傳達,分配他們在戰士中,特別是向長沙來的戰士進行解釋,然后又把這個問題提到士兵委員會討論,得到士兵委員會的全力支持。條件完全成熟了,就在這天夜晚,召開了全連的士兵大會,討論編班問題。連長一聽說開大會,頭皮就發麻了,悶頭坐在一條凳子上,一聲也不響。

  士兵委員會主席鄧豐同志宣布了士兵委員會的提議,請大家討論。這時,連長抬起頭來,在人群中搜尋著,對一排長歪歪嘴,向二排長瞪瞪眼,又看看其余從長沙來的戰士們,可是他們都低下頭來,看樣子連長和他們已經串通好了,但他卻沒有想到紅軍的民主力量。張連長沒奈何,自己站起來說︰“已經編好了,現在再編散,大家不熟悉,不好管理。”他的聲音雖然粗大,卻沒有嚇倒戰士們。話音剛落,戰士們就一個接一個地起來反駁他。劉玉海和另外幾個長沙來的戰士,也發言反對連長的意見。士兵大會一致通過了改編的決議。士兵委員會的權力很大,決議誰敢不執行?這樣一來,連長再沒有敢說什么。戰士們從這次大會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認識到士兵委員會的民主權力確實是很大的。

  支部把黨員和蘇區來的戰士,編到每一個班里。編班以后,工作就更加順利地展開了,支部發展了五個新黨員,黨的力量增強了。在黨員的團結、爭取下,長沙來的先進戰士們更積極地向我們靠攏,許多人主動找我匯報情況。

  在長壽街駐了將近一個月,部隊得到命令向長沙進發,第二次打長沙。這時連長等幾個人,還是每天喝酒,有時還偷偷找暗娼。

  連長本來對派政治委員就很不歡迎,加上清算伙食賬、成立士兵委員會、重新改編班排,就更加不滿了。他表面上對我客氣得多,卻把氣發在戰士身上,打人罵人更加厲害。一天,他無理地打了一個老百姓,被我制止了,他嘀咕著說︰“當心,我們在戰場上見!”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四天,部隊到達長沙的外圍,會合了一軍團的部隊。長沙的敵人這次早做好了一切防御的準備︰兵力增加很多,城四周都筑了堅固的工事,工事外圍是一層又一層的鐵絲網、地雷、地刺和絆足網。紅軍在初建時期,部隊沒有攻堅作戰的經驗,裝備也差,想要在人數大于我、工事堅固、火力強大的敵人面前強攻硬踫,進行軍事冒險,失敗是可以想見的。我們便用火牛開辟沖鋒道路,連續進攻了兩次都失敗了。一天下午,又接到第三次進攻的命令,連長和我從團部里領受任務回來后,就立刻找向導,準備夜間進攻。

  向導找來了,是個小商人模樣的人。連長一見,就滿臉堆笑地說︰“老兄,你來你來!”把他帶到遠遠的一棵樹下攀談起來。這些天來,行軍、宿營、作戰,我都緊跟著連長,防止有變,而他常常一轉眼就不見了,再找到他時,總見他和人嘀咕,看樣子正商量著什么。他向來對老百姓像兇神一樣,今天怎么這樣和氣?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惑。

  本來,這天早晨就有個戰士悄悄對我說︰“昨晚看見連長和兩個排長在野外的墳邊上談了半夜,不知說些什么。”我又回想到劉玉海說過的話︰“要當心,連長不是真心干紅軍的。”莫不是他們想趁打長沙時叛變?我越想越覺得可疑,就立刻向師政治委員匯報了(當時團里沒有政委)。師政委囑咐我要特別提高警惕,防止叛變。

  沒有隔多久,鄧豐同志就來找我說︰“政委,今天連長寫了一封信給一個老百姓送進城去了,給信時,讓七班長看見了。連長那時就大聲對老百姓說,這是我的家信,你務必送到。”我點了點頭沒說話。

  晚上九點鐘,部隊由東山、猴石向前運動。天很黑,偏偏又下大雨,渾身淋得透濕,腳像踩在一條蛇身上,滑得很,好多人摔了跤。走了大約兩個多鐘頭,前面部隊就和敵人打響了,機槍聲、炮聲越響越激烈。城內的燈光、炮火的閃光和懸在半空的照明彈,把敵人的工事和障礙物都襯托出來,更顯得猙獰丑惡。按照紅軍的慣例,連長走在前,我在后,以行軍隊形向前運動。我是第一次參加這樣大的戰斗,沒有什么經驗。忽然隊伍停住了,起初,我以為前面遇到什么走不通,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走,三排長建議我到隊伍前面去看看。我找到連長。“連長,怎么不走?”我問道。“和前面的隊伍失掉聯絡,不知道該向哪里走。”“向導呢?”他不回答我,卻大聲罵起來︰“這么黑,又下這么大雨,前邊隊伍走哪兒去了?咳!”

  已經是后半夜一點多鐘了,前面部隊正打得激烈,可是我們卻掉在這里,這怎么行?我要連長派出幾個戰士向前去看看,等呀等呀,那幾個戰士卻像投向水中的石子,再也浮不起來了。我就說︰“向打槍的方向走吧!”連長把頭搖得像貨郎鼓似的,一個勁說︰“不能不能不能,天這么黑,向哪里去呢?把隊伍帶到那邊去吧。”他指向左前方的一個山影。我想︰那邊沒有打槍,不曉得有沒有敵人,何況我們不能改變上級的命令。這時,我恍然大悟︰一定是他故意把隊伍停下來的!因此,我立刻叫一個戰士跑步向前面聯絡,回頭對連長說︰“不行,不能改變方向。”連長哼了一聲,沒有搭腔。

  這時,我對連長有了更大的懷疑,便一閃身,到后邊找到幾個支委和排長,把情況告訴了他們,悄悄地叮囑說︰“掌握好部隊,聽我的命令。”經過殘酷斗爭鍛煉的共產黨員和戰士,革命警惕性是十分高的,所以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可能要發生什么事情。

  我再回到前面去時,在黑暗中發覺隊伍零亂了,人也少了,連長也不見了。“糟糕!事情發生了!他已經拖隊伍跑了!一定是向他說的方向去了!”我這樣想,連忙告訴三排長,叫他帶七、八兩個班向左前方的山影快追。編班時,支部決定特別加強了兩個班,以便在緊急時使用。三排長就帶著這兩班人,像老游擊隊員一樣,一陣風似的向指定的方向奔去。我也立即帶上其余的隊伍跑步跟上。另外,又叫一個戰士告訴后面部隊︰十一連出了事,要他們趕快向前找部隊。

  約莫走了三十分鐘,忽然,前面的黑暗里有人喊︰“哪里的隊伍?停止!”是三排長的聲音。我知道三排長已經追上了。我命令部隊把叛徒包圍起來,并向對方喊︰“不要打槍,是自己的隊伍。”叛徒還未走出紅軍的范圍,在慌亂與恐怖中沒敢打槍。

  結果,連長和一、二排排長這三個叛徒全被捉住了。這時,聽到遠遠的地里,有操著長沙口音的人在喊︰“快來救我!”跑去一看,原來是劉玉海,他滿身是血,慢慢地對我說︰“政治委員,你去三排后,不知連長和什么人說︰‘快點收傘!’一說這話,就有些人向前走動。我知道這話有問題,也跟去了。在路上他塞給那個向導幾塊銀洋,要他往那山上帶。我緊跟在后邊。起初他對我說去找部隊,誰知他猛一回頭就把我的槍奪了,罵我是無義之徒,叛了洪門,捅了我兩刀。他還大聲嚷叫︰‘跟我去有錢花,有官做;誰不跟我去,就打死誰!’之后我就昏過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時候醒過來的。”劉玉海的話證實了張有發的叛變行為。

  這時才發覺前方的槍聲稀疏了,部隊撤出戰斗。我們撤下七八里路,天就發亮了。我帶幾個戰士,親自把三個叛徒押到師部,把劉玉海也抬去了。師長、政委聽了我的報告后,立即決定把首犯當場槍斃,兩個排長交政治部特務連看管。

  事后,三排長升任為副連長。隊伍到達宿營地后,師政治部指示︰長沙來的戰士中,誰不愿干紅軍的,就領路費回家??墒沁@些戰士都覺悟了,除了張有發的表弟張德領路費回家外,沒有第二個人肯走。

  方強 出生于1912年,湖南平江人。文中身份為紅3軍團第5軍3師7團11連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海軍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201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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