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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為張國燾翻案始末

綜合 · 2020-01-1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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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年6月,經中央批準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

  轉載者按:在微信上偶然看到一周前“小史客”公眾號轉載的《文史精華》2007年第10期刊登的文章《西路軍歷史遺案澄清始末》,作者是李慶英,關于西路軍歷史以及為張國燾翻案的問題烏有等網刊載了雙石、郭建波、馬秀山、高戈里等人多篇翔實、公正的文章予以辨析,讀過的朋友不難厘清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這篇《西路軍歷史遺案澄清始末》很有趣,有趣在它交代了給張國燾翻案過程中各色人等發揮的作用,有些人是出于反毛的需要,有些則是紅四山頭的大人物為了是自己個人的歷史“偉光正”而參與對歷史的篡改。附文是關山飛渡網友對給張國燾翻案的始作俑者朱玉的幾個核心觀點的批駁,不過給大人物留足了面子,對朱玉的批駁還可參看馬秀山、雙石的有關文章。

西路軍歷史遺案澄清始末

文/李慶英

  綿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沒著半個多世紀以前一段慘烈悲壯的紅軍西路軍歷史。很長一個時期里,西路軍問題一度是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由于事件參與者陳云、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干預,并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堅定支持,使得研究這段歷史的環境逐漸改善,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漸為學界和公眾所接受。

  一、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西路軍問題的“論定”: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2.18萬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經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進。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兜剿”。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不怕犧牲,浴血奮戰。而由于無根據地作依托,又無兵員、物資的補充,孤軍作戰,雖然斃傷俘敵2.5萬余人,但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最終失敗。就在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之際,延安的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準備著手清算時任中革軍委主席團成員、紅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錯誤。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深入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并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西路軍問題所持基本的看法:其一,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后破產的產物。其二,組織西路軍渡黃河西進,是“張國燾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對西路軍作了如此權威的“論定”,所以,此后至20世紀80年代初一段時間里,幾乎所有涉及西路軍問題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調子和說法,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是來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及其中的一條注釋。

  二、20世紀80年代初,毛澤東電文的發現揭開了西路軍問題的蓋子

  歷史事實本是客觀存在的。然而,當西路軍因兵力懸殊寡不敵眾而兵敗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沒了起來,歷史被改變了模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事情出現了轉機。20世紀80年代初,朱玉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毛澤東電文的發現,說明部隊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并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而向西進的。根據新發現的檔案資料,朱玉在史學界首次提出了西路軍問題的現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隨后,朱玉于1981年3月寫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問題初探》一文,用當年大量的事實和電報論證: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希望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刊載,以引起專職部門的專家學者們研討思考。由于受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說法年深日久的影響,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研審任務的人員寫出長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觀點的反駁回答,即仍然堅持原傳統觀點的基本說法。于是,朱玉又寫出了觀點鮮明的論文《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進一步詳談了自己的論點和論據,來捍衛自己的觀點。

  這樣,在李先念組織研究西路軍問題同時,史學界的一些學者也開始撰寫向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文章。西路軍問題的蓋子被悄然地揭開了。

  三、西路軍問題歷史真相的澄清:中央對西路軍問題的重視,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在解決西路軍這個歷史遺案的過程中,鄧小平、陳云、李先念、徐向前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史學界也開始關注西路軍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研究。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后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20世紀80年代初,按照鄧小平的批示,李先念開始組織研究西路軍問題。在此過程中,作為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陳云對西路軍問題的解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據近年出版的《陳云年譜》記載:1981年11月22日,陳云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回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三個月后,陳云再次同李先念談論西路軍問題。李先念提到鄧小平上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云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系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陳云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云的建議,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于1983年初寫出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墩f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云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后,委托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陳云又就西路軍問題致信李先念說:“你寫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上日埿∑酵鹃喓笤俳恢醒氤N婚?。”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給小平同志一信說:“送上《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陳云同志的批語,請閱。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將竹郁同志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我看,我又送給了陳云同志,因為陳云同志對西路軍的問題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寫份材料存檔。由于我對當時的全面情況了解不多,四十多年來又沒有研究過,對重要歷史事實根本不清楚。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并請(徐)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后,可否按陳云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不久,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

  陳云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從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問題,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四、史學界對西路軍問題的研究: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

  由于李先念的《說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檔,因此,中央關于西路軍的新結論并不為史學界及公眾所廣泛知曉。20世紀80年代初,在李先念組織人員研究西路軍問題的同時,史學界也有一些研究者對西路軍問題作出了可貴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歷程中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原有傳統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

  從20世紀80年代來看,史學界對于西路軍問題的研究還不夠重視,這一時期的論文和著述還比較少見。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數同志的幾篇文章,或就西路軍軍史中的爭論問題提出見解,或對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中的關于西路軍問題注釋進行質疑。但由于這些文章都是登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印數很少,發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曉,對外影響極為有限。80年代中期,曾任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元帥,用3年時間寫成了《歷史的回顧》一書。作為對西路軍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徐帥在書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全面具體地闡述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據《歷史的回顧》一書所披露的西路軍的史實,并根據其他研究者發掘的檔案資料,得出了“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并非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口號”、“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的渡河、西路軍的組成、西路軍的西行,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建立臨(澤)高(臺)根據地等都是執行軍委命令的”、“西路軍的行動是黨的整個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結論,并進一步總結了西路軍失敗的4點歷史教訓:一是“任務多變”,二是“戰場主動權的喪失”,三是“缺乏戰場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四是“對于蔣介石的輕信”。

  不過,整個80年代仍是傳統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當時,試圖突破研究“禁區”,對西路軍問題進行撥亂反正意義上的研究還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因為當時有人給扣政治大帽子,說這是“為張國燾翻案”。那時,一些公開刊物連續發表用傳統觀點解說西路軍問題的文章,以昭示傳統觀點的不可動搖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認為,“西路軍的形成,從根本上講是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的產物,這已是歷史的定論”。還有的文章認為,“西路軍西渡黃河是繼續執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結果,西路軍的慘敗宣告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最后破產”。但是,仍有一些學者敢于向傳統觀點的堅持者和公開附和者提出挑戰。例如,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陳鐵健就撰寫了一篇揭示西路軍歷史真相的文章——《論西路軍》,此文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后,“引起了黨內高層的反應”。為此,“胡繩同志在院里召開了一個小會”,“宣讀了楊尚昆、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同志此前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批示,然后說,研究無禁區,作者在研究中沒有犯什么錯誤”,“這類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意見,我沒有向你們傳達,責任不在你們,對學者采取了保護的態度。”由此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西路軍問題史學界還是一個多么敏感的問題。當時全國性黨史學術討論會每次開會時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會議不討論、不涉及西路軍問題。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興趣和議論卻越來越多。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突破對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論定,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

  由于歷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傳統觀點,甚至對新的研究結論進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為代表的是《新華文摘》1991年第一期轉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通過對當時一些電報稿進行了斷章取義的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央絲毫沒有讓四方面軍之三個軍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圖”,“張國燾要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西路軍的由來是出自河西部隊自行決定、自行發起、自行組成,在報請中央之前,由中央及軍委作了認可并更改了名稱罷了”,“組成西路軍,不是中央軍委的既定方針,而是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及軍委作了認可罷了”等。

  而史學界對于西路軍問題看法的根本轉變,可能還必須從《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但書中對西路軍只寫明是“奉命”西渡黃河,而沒有寫明是“奉誰之命”——是奉張國燾之命,還是奉中革軍委之命?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尚未發行之際,這一問題引起了重大爭議。曾任國家(zhuxi)主席的李先念在讀過書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驚而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給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尚昆、一波、喬木、胡繩、力群同志:

  建國以后第一部由中央黨史部門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要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但是有一點我鬧不明白,為什么書中對西路軍西渡黃河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這個已經十分明確了的問題,都不肯明確說出來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陳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時間,組織人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寫了《關于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對此,小平、陳云同志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閱。以后,經中央批準的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的有關條目、四方面軍戰史,特別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的訃告,以及徐帥的生平,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走廊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

  我滿以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今年初我特意要來此書稿中關于西路軍的一人大常委的訃告,以及徐帥的生平,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走廊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繩同志告訴我還沒有最后定稿,我又滿以為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定會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一定會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黨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萬萬沒有想到竟寫成現在這個樣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華文摘》上還刊登有類似說法的文章?,F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我的《關于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當時陳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幾個中央同意的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文稿,不是見諸報端,即是公開發行的書刊,難道中央黨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聞,甚或是有意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

  另外,書稿中把三十軍已經過河后中央指示重點阻擊南路敵人的來電放到前面說,而把三十軍過河放到張國燾對中央懷有二心的后面說,我實在鬧不明白是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來自李先念的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有關內容進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關于西路軍的敘述回到了本應屬于它的軌道上:“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24日夜渡過黃河;隨后,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五、西路軍的歷史真相為史學界接受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新進展,反映西路軍悲壯歷程的史學、文學和影視作品不斷問世,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為學界和公眾所廣泛接受。這表現在:

  其一,新版《毛澤東選集》注解作了的修改。1991年6月,經中央批準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釋這樣寫道:“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其二,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黨中央為西路軍作出了公開結論。徐向前是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是對西路軍問題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為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不得不說違心話”。從1983年開始,徐向前用3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其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靠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

  其三,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對西路軍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是在胡喬木、胡繩的直接指導和領導下,經過10年砥礪寫成的一部有很大影響、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但是這樣一部權威性的著作當年卻因為西路軍問題而在出版過程中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曾受到過李先念的批評。2002年10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基礎之上編修而成的。關于西路軍問題,新版黨史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這是新世紀權威黨史中對西路軍問題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其四,2004年,由蘭州西路軍研究會編纂的西路軍歷史資料《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老一輩革命家洪學智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于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幸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這段飽含西路軍戰友的沉痛記憶的文字,既揭示了澄清這樁歷史遺案的重大意義,同時也昭示了史學界在研究西路軍問題的過程中所經受的艱辛與曲折。

  從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革命走過的道路是曲折和復雜的,世間沒有任何人物或政黨是一貫正確的;即使在正確路線之下也難免會有失敗與成功的交織、正確與錯誤的并存。失敗與錯誤,既不會因人為的淡化而消失,也不會因揭示真相總結歷史教訓而令人意氣消沉;相反,它將使人們從歷史教訓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提高其歷史威望。

  【來源:《文史精華》2007年第10期 文/李慶英】

  附文

西路軍的失敗是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

作者:關山飛渡

  據澎湃新聞記者從朱玉親友處獲悉,原國防大學教授、軍史專家朱玉已于3月24日下午去世,享年86歲。人死不能復生,愿死者家屬及親友節哀!朱玉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貢獻,筆者不太清楚,但對西路軍的關注,使我對朱玉的說法有了興趣。當年上學時,老師就講,西路軍失敗根本原因,在于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葉劍英有“英雄戰死錯路上”的詩句,我覺的這已經是定論了,在幾十年前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決定,是不成問題的。但朱玉的說法,顛復了我的認知。

  據載,朱玉是西路軍歷史被歪曲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朱玉幫助徐向前整理回憶錄,是徐向前所著《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執筆人。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過河西去等問題提出質疑,為張國燾嗚冤叫曲。不久這篇文章報送鄧小平,鄧小平將此文批給李先念。1981年3月,朱玉將自己寫的《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歷史初探》一文,寄送有關業務部門,希望在其內部文稿上刊載,受到拒絕,作出不接受其觀點的反駁回答。朱玉又寫出《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堅持認為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行事的。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送中央有關領導傳閱的《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的52份電報,是朱玉屏蔽了同時期的大量文獻文電后,有選擇呈送的,在此基礎上作了違反歷史史實、斷意取義、向中央推卸責任的曲解,誤導了徐向前、李先念、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

  過去認為宣傳上和教科書上有什么貓膩,但是隨著深入地閱讀、分析,特別是看了雙石等同志的文章分析。雙石在收集上千份史料的基礎上,編輯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匯輯》,在分析研究敵我雙方電文的基礎上,繪制了二三十張敵我態勢圖、西路軍行軍路線圖和作戰經過圖,弄清了西路軍從過河到失敗的經過。特別是厘清了辯析西路軍失敗的四個關鍵史實:一.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是違背中革軍委的作戰意圖;二.渡河西進并非是為了執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和獲取國際援助,而是假其名義自成一體;三.西進之后組建西路軍、“打通國際”、建立河西根據地等任務,都是其自請的;四.中央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西路軍西進,批準西路軍西進是迫于既成事實。雙石等同志的文章使我對西路軍歷史有了比較清晰的認知,否定了朱玉的看法,堅定了中共歷史上對西路軍失敗的定性。西路軍將士無疑是英勇的,西路軍將士浴血奮戰的斗爭是可歌可泣的,但與西路軍領導人執行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導致西路軍的失敗,是兩回事,不應混淆。利用西路軍將士的浴血奮戰,為導致西路軍失敗的錯誤辯護,那些安息在地下的西路軍將士能安生嗎?西路軍的失敗,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西路軍的經歷一旦形成歷史,就不容更改。個別人篡改歷史可能得逞于一時,但不能騙人于永遠,當風暴吹去灰塵之后,歷史必將以它本來的面貌示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些翻案者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當成“死硬分子”,何其霸道!但烏云遮不住艷陽天,歷史不容玩弄,真理誰也不能壟斷!

  朱玉的看法: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按中央軍委的命令行動的。那些攻擊者認為“西路軍從渡河、成軍和命名都是在中央軍委批準和同意,與張國燾路線無關”。本文就過河及走向河西走廊、接受國際援助、成立西路軍等問題談談自己看法,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對西路軍的歷史深入研究。

  一.西渡黃河部隊的幾個問題

  中央及軍委和各部隊來往電報是歷史形成的,來往電報最能說明問題。但在閱讀電報時應明確問題是:一.中共中央此時位于陜北保安,此間除中央及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外,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視為代表中央的意圖。紅軍總部以朱德、張國燾為代表,當時正從會寧到關橋堡的轉進途中。在執行寧夏戰役期間,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無疑朱、張即代表紅軍總部,但遇到“朱、張”電報時應看作是張國燾的意思,因為朱德雖是紅軍總司令,卻無法調動張國燾控制的紅四方面軍,朱德早就聲明:張代表他自己。當時張國燾雖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根本看不起中央紅軍,中央及軍委也不能直接指揮紅四方面軍,中央為了團結、避免黨和紅軍的分裂,所以在指揮上疊床架屋地設置了紅軍總部,用以指揮三個方面軍行動,但須同時報送中央軍委,以牽制張國燾。當時形勢緊迫,未來得及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錯誤路線進行清算,因此在對待張國燾錯誤上,中央及軍委的態度是既堅持原則進行斗爭,又大局為重注意團結,往往在許多重大決策上采取協商的態度并因勢利導,甚至做出必要的讓步和遷就,不能以正常的上下級關系看待紅四方面軍與中央及軍委的關系。

  1.關于西渡黃河及走向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蔣介石派大軍南追北堵,企圖消滅紅軍。為打破敵人企圖,中央授權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依照中央及軍委的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前線作戰事宜,并要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會商并按照《十月份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張國燾利用寧夏戰役的時機,想過河西進獨創一片天地,以便在黨內斗爭中以實力取得有利地位,繼續向黨鬧獨立。因此,在過河中趁機將四方面軍拉過河去,而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等選擇了聽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三個軍中,除30軍在渡河前符合中央及軍委意圖外,其他軍及四方面軍總部顯系違背中央意圖而在朱、張批準下過河。需要指出中央及軍委在此階段就沒有下過命令,紅30軍也只是符合中央的意圖,中央的意圖也是過河后用于寧夏戰役。

  (1).渡過黃河

  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將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戰綱領》中的“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軍于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前”。決定紅30軍在靖遠黃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試渡,并提出30軍渡河,9軍跟進。

  10月18日,朱、張電告中央,稱30軍將與20日開始渡河。10月19日,中央回電提示:“二十日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同日,毛澤東將紅30軍20日將開始試渡的情況通報彭德懷。20日,30軍試渡失敗。

  10月23日,彭德懷與朱、張在打拉池會面,彭德懷正式提出寧夏戰役步署,要點是:第一步,紅四方面軍30軍、4軍兩個軍從靖遠渡河,渡河后奪取景泰并沿黃河西岸向中衛攻擊;第二步,紅一方面軍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以一部進取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物資,爾后進取銀川。這個部署得到朱德、張國燾的同意。從地圖上看30、4軍攻中衛是向南,紅一方面軍取定遠營、銀川是向北。同日,朱、張下達“30軍立即渡河,9軍跟渡”的命令。

  10月24日10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關于與張國燾商議寧夏戰役計劃的指示,該電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就以下問題進行商議:“1.西蘭大道及北線堅壁清野問題。2.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區構筑防御陣地問題。3.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消滅其一部,使敵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4.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四、五兩軍主力是否足夠?”這個方針的意圖:先停止南敵的進攻,再渡河實施寧夏戰役。當時中央及軍委并不能直接指揮紅四方面軍,而是通過張國燾掌控的紅軍總部對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實施指揮,所以中央及軍委在這期間沒有對紅四方面軍下過任何命令,包括渡河命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只不過符合中央及軍委意圖,過河也是為寧夏戰役。同日,紅30軍再次強渡成功。徐向前、陳昌浩提出西渡建議:“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運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同日24時,中央致電彭德懷及朱張、徐陳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10月25日,朱、張批準徐、陳24日建議。紅30軍全部渡河,徐、陳決定“9軍決今夜跟進渡河”。同日,中央還不知實情,再電朱張、徐陳,再申“先南后北”方針,要求除9軍之外可另一軍跟進渡河,九軍用于對付南敵,待“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從中寧渡河”。同日16時,朱、張、彭做出步署,(實際是張國燾意見,盜用朱德、彭德懷名義發出,彭稱該電發后才給他看),提出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過河,并表示西渡部隊不便向定遠營前進,應重點控制五佛寺渡口和對蘭州北進之敵拒止,認為“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這也是說,過河部隊不便去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而要求一方面軍從中衛以東的渡河部隊去占領定遠營。

  26日1時半,中央已知9軍正渡或已渡河,只能追認并指示“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同時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當日,徐陳致電朱、張、彭:“即遵二十五號收到總部一五八字批準二十四號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當日17時,朱、張批準徐、陳建議。在該電中,再次表示紅四方面軍去取定遠營不便:“首先查由一條山經中衛去奪寧夏地區,或由中衛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須考慮。”當晩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針,表示不同意31軍渡河:“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

  朱玉等人講紅四方面軍主力是奉“中央及軍委命令”過河的,如果24日、25日徐、陳不知道中央“先南后北”方針、“準備在海、靖以南與北進之敵決戰”的意圖,那么“奉中央及軍委命令”渡河之說從何談起?如果徐陳已知曉中央及軍委的意圖,為什么不執行中央毛、周的這個電報而一門心思過河,并且不僅僅是30軍過河?

  27日5時,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張令“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九兩軍,即有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釋、五佛寺地區,以一個軍向中衛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略要地定遠營。”同日,徐、陳致電朱、張及中央,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朱、張、彭、毛、周:甲.……乙.為著迅速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寧夏,并放船到大廟及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丙.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丁.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我們已至大蘆子,三十軍除一個團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師一部及軍直明晨前可渡河。徐、陳。”同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甲.大帥(指張國燾)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會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丙.本日決去徐陳面談。丁.前廿十五日間以朱張彭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彭。”

  28日,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向中央報告:張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此點不僅是證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著繼續向甘涼肅以至新疆逃跑之實質及一貫路線。同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破壞言行的還有左權等。同日,中央在收到徐、陳要求“重決速示”的電報后,發出緊急呼吁:“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同日5時,徐、陳令紅5軍向靖遠東北牽制敵軍:“五軍轉移到靖遠東北方,鉗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13時,徐、陳令5軍完成任務后渡河:“五軍于牽引任務完成后,即開一條山、大盧塘、五佛寺線,扼阻九、三十兩軍之后路”(當晚20時,朱、張予以批準)。同日16時,朱、張致電徐、陳與中央,稱:“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和堡口渡河”。19時,朱、張令“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速集中打拉池,四軍以一部遲滯敵人”。15分鐘后,朱、張致電中央及徐、陳,要改變海打戰役步署,擬再令三十一軍渡河:“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并稱“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限定時間從“明晚八時”提到“今晚十二時”。同日,中央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委,直接指揮河東三個方面軍,組織實施海打戰議。毛澤東曾在10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提議由張國燾出任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此刻毛澤東決心改變,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29日12時,中央回電,表示“椐據朱張徐陳意見”,同意31軍渡河。因為已過張國燾限定的時間,只好承認既定事實。19時,朱、張電令正按其日前20時電令趕往打拉池的31軍,到小水后轉向三角城對岸渡河。紅31軍當日午前已趕赴渡口準備渡河,但接到朱張28日20時電令即轉向打拉池,在彭德懷29日20時下達的海打戰役集結電令后,即在打拉池集結,準備參加海打戰役,未按朱、張當日19時電令轉向三角城對岸渡河。

  30日7時,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部署。鑒于黃河東岸的胡宗南正向海原、打拉池運動,王均、毛炳文部正向靖遠躥進,毛澤東指示先打胡宗南部,這個計劃稱為海打戰役。具體方法是三個方面軍協作,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殲滅一至兩個師,對王均、毛炳文部阻擊、遲滯。如果這一計劃實現,可沉重打擊敵人從南面北犯的勢頭,為實現奪取寧夏的意圖創造條件。彭德懷發布《海打戰役計劃》:以紅一方面軍6個師、紅四方面軍之31軍從東西兩面夾擊胡宗南一至兩個師,其余部隊鉗制王鈞、毛炳文兩部。令紅四方面軍四、三十一軍節節抵抗,誘敵深入。張國燾陽奉陰違,3個半小時后,在敵我臨戰的緊急關頭,卻命令紅4軍撤到賀家集、興仁堡,紅31軍撤到同心縣城、王家團莊。這樣馬上將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右翼暴露在敵人面前,海打戰役流產。同日16時,毛、周致電朱、張,重申“先南后北”方針:“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產國際報告張國燾破壞海打戰役計劃:“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其實林育英對張國燾有誤判,張不愿北進,一心想的是西進。

  3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中央,報告了情況,稱“明晨到總部與朱、賀、任再商再決,以便取得一致行動”,沒提張國燾。

  11月1日,彭德懷到關橋堡紅軍總部,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商決在“海打大道以北尋機殲敵”,并得到“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至此,張國燾實際上失去了對河東紅軍部隊的指揮權。

  以上是紅四方面軍渡河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到,紅30軍過河是符合中央意圖的,但中央的意圖是過河后用于寧夏戰役,其他部隊渡河都是徐陳提出建議,得到張國燾的批準。西渡成功的有徐向前的指揮部及紅5、9、30軍,共21800人。在中央意圖和張國燾意圖間,徐、陳選擇的是執行張國燾的意圖。

  (2).走向河西走廊

  11月2日,徐、陳致電中央軍委,提議:“以大部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毛、周當日復電:“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占出通(皋)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中央仍想繼續實施寧夏戰役。

  11月3日22時,中央再電徐、陳:“所部主力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這是中央在提醒西渡部隊預留東返退路。當時中央正籌劃在海、打以北擊破胡宗南,以便爭取繼續實施寧夏戰役計劃。同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央,說交貨地點從定遠營改到哈密。

  11月4日,徐、陳致電朱、張,要求4、31軍“過河增我方”,再提“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

  11月5日14時,朱、張復電徐、陳,指示將行動方向旋左90度:“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敵人可能隔斷你們與河左面主力之聯絡。你們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軍,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當時河東正策劃與胡宗南決戰,以再啟寧夏戰役,張國燾在該電指出:“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

  11月6日,徐陳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同日17時,徐陳致電朱張,擬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口,自斷東返后路。

  11月7日,徐陳電請中央給予開創局面之名義,并提出軍政委員會名單。同日,林育英、朱張復電徐陳,批準“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稱“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為迅速執行為好,兵力集結應稍提前。”

  11月8日,中央復電共產國際,因“哈密、安西之間是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請求將交貨地點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同日,中央就擬授以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電詢朱張意見。同日,因河東紅軍主力與胡宗南決戰不果而日趨被動,中央提出“作戰新計劃”:擬南下作戰,并根據河西部隊請求,提議“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育英等集會商議,提出意見。

  11月10日,朱張復電中央,同意中央授予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同日晚,西北局書記張國燾在同心縣王家團莊南四里彭徳懷處召開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參加的會議,與會者原則上同意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育英等人提出的新戰略。

  11月11日,中央致電徐陳,正式將過河部隊命名為西路軍。一小時后,中央致電徐陳,除通報河東情況外,并提出三個問題征詢徐陳意見:“(1)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救濟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3)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

  11月12日,徐陳致電朱張,報告大靖附近“氣候、水、柴、人、糧極豐富”,對中央電詢問題既未給中央復電,在該電中也只字未提。同日,中央致電朱張,同樣問題又問一遍:“依據西面情況,他們有單獨前進提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同日,徐陳致電中央:“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F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主力擬進展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F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對中央詢問“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報告了西路軍準備西進情況。

  14日,朱張致電徐陳并中央軍委:“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這是你們獨立可能完成的”,“你們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同日,毛、彭等就河東主力南下進行磋商,彭提出南進的時候擬以一部向北調動敵毛炳文部,以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于獨立。同日,毛、周致電彭,要求河東紅軍消滅胡宗南一部,即使南進也要“打一仗再進”。后河東紅軍準備就地堅持,打擊胡宗南,南進計劃暫緩。

  15日13時,毛、周致電徐陳,同意西路軍西進。

  16日,敵毛炳文部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張國燾以朱張的名義致電毛、周,一改前日的樂觀態度,稱“我們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因他們太孤立,并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救濟至關重要。”

  17日8時,徐陳致電中央,同樣一改日前的信心滿滿,提出:“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遠方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

  18日,河東紅四方面軍4、31軍在甛水堡地區重創胡宗南部第2旅。同日,毛澤東致電朱、張:“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同日18時,中央致電徐陳,通報西進途中地理及遠方物資準備情況,物資“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要求“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解決援助物資到達前的生存問題。

  11月19日9時,徐陳決意“到永昌再向甘州前進,決用力鞏固豐樂堡、永昌地區,以甘州為重點,爭取休補與執行黨與軍委所給予的任務”。同日,林育英、朱、張致電中央“西路軍已占永昌,擬以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擬以一部西出肅州、安西”。又致電徐、陳,轉達周恩來就西路軍行動提出的意見:“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遠方對于經哈密救濟你方已原則上同意,物資經濟均可接濟,正設法解決交通運輸,擬技術手續,大約以明年開春后可望大批接濟,現正謀小部接濟,大的于我占領安西后即可實現”,“你方必須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遠方路圖,也須調查清楚”。同日17時,徐陳致電中央軍委,報告9軍古浪失利情況,并提出:“估計毛敵推到大靖后,馬敵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勢必與之決戰,方能鞏固甘州、涼州”。

  20日,中央致電徐陳:“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

  21日,河東紅軍主力取得山城堡戰役的勝利,殲滅胡宗南精銳第28師232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線停止進攻,一戰而改變河東局面。26日,追擊西路軍的敵毛炳文部被迫東返。

  這就是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的過程。后在馬匪的攻擊下,西路軍慘遭失敗。西路軍的慘敗是末克服的張國燾路線,徐、陳熱意西去,自成一體,不能不說是未克服的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去河西的原因寫道:“上述軍事行動計劃,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陜北的紅軍居右翼,紅四方面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后,居左翼。二方面軍到達甘北后,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張國燾說:為避免一、四方面軍不要擠在陜北彈丸之地,發生摩擦,“執行西進計劃,與陜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執行。”張國燾除思想路線上的錯誤處,還有自已的顧慮“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這種心態不能不影響到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干部。張國燾挾天子以令諸侯,借口寧夏戰役把部隊拉過河,孤軍進入河西走廊,最后慘敗。四方面軍從建軍開始就不是在中央指揮下打仗,不聽指揮鬧獨立性。首先是無視寧夏戰役計劃的執行,不聽中革軍委的命令,帶部隊過河西去。其次,過河后過早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口,放棄與陜北的聯系,自行擬定平大古涼作戰計劃,導致西路軍走上不歸路,孤軍奮戰,最后慘敗,只有幾百人的小部隊到新疆。

  紅四方面軍的一部為什么要過河?為什么置中央的電詢于不顧一門心思西去?人們不能不把徐、陳與張國燾的路線聯系起來,這成為西路軍的千古遺恨!

  2.關于打通國際路線

  一些冠有“軍史專家”的人不厭其煩地宣稱西路軍西渡黃河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真是這樣嗎?事實上不是這樣,是張國燾及徐、陳打著“獲取國際援助”的幌子拉部隊過河、西去,后自請建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一肩挑。

  中央對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是贊成的,早有謀劃,但開始并沒有安排紅四方面軍去接受國際援助。10月23日,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在打拉池會面,提出的寧夏戰役部署是:第一步,紅四方面軍的30、4兩個軍從靖遠渡河,渡河后奪取景泰并沿黃河西岸向中衛攻擊;第二步,紅一方面軍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一部進取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物資,爾后進取銀川。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沿黃河兩岸向中衛攻擊是向南,而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取定遠營是向北,這個部署朱、張同意,可見中央開始并未安排紅四方面軍去接受國際援助的任務。

  10月25日,朱、張、彭作出步署(實際是張國燾意見,盜用朱、彭名義):提出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渡河,并表示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不便向定遠營前進,應“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認為“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即是說,要求紅一方面軍中衛以東的渡河部隊去占領定遠營。在這里,張國燾明確表示不愿去接受國際援助,而要求紅一方面軍的人去。

  10月26日1時半,中央得知紅9軍已過河,指示30軍、9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豋,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這是中央把打通國際,接受國際援助的任務交給過河部隊。當日17時,朱、張在致徐陳等電中,再次表示紅四方面軍去取定遠營的不便。

  11月2日,率四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隊及紅30、9、5軍渡過黃河的徐、陳致電朱、張和毛、周提出:“我方決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徐陳的方向是左旋90度向西,即通向涼州方向,而共產國際的交貨地點是在北方的定遠營,可見不是為獲取國際援助,而是另有所圖。徐向前在數十年后也說:“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遠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紅四方面軍總部、軍直屬隊、紅30、9、5軍渡河時間是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徐陳發電報時,上級關于共產國際交貨地點仍在北面定遠營,如果部隊西進,怎么獲取國際援助?

  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一)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二)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三)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大約1000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并請通知我們接運的方法以及你們準備采用什么樣的具體的運輸方式?”

  11月4日8時,徐陳致電朱張,再次提出“唯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要將原擬執行寧夏戰役的方向(向北)左旋90度向西。而對毛、周日前要其保守東返余地的指示只字未提。

  11月5日,共產國際改變交貨地點的消息應該已傳達到已轉移至同心城的朱、張、林育英等人,正好給了張國燾西進理由。當日14時,朱張致電徐陳,對其提議完全予以批準,強調要“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

  11月6日,徐陳按此電示,擬定并上報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同日,徐陳致電中央,請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要求獨立行動的名號。

  11月12日,徐陳致電中央:“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F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F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打通國際”、“建立根據地”,兩個任務一肩挑。對中央電詢的困難只字未提,一心西進。

  11月14日,朱張致電徐陳并中央:“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這是你們獨立可能完成的”,“你們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接受國際援助是黨中央的決策,但張國燾借船出海,打著寧夏戰役的旗號蠱惑四方面軍的部隊過河,過河后卻不按原計劃去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而是西去。共產國際11月3日才致電中央將交貨地點改在哈密,之前交貨地點在定遠營,河西部隊為什么不北去接受國際援助?讓人懷疑其過河和西去的目的。后來打通遠方和建立根據地是自請的,對中央提出的困難只字未提。還有徐陳和朱張很默契,心照不宣地一致,這是為什么?目的只有一個,自創天地,自成一體,并不是“奉中央軍委命令”。

  3,關于西路軍的來歷

  朱玉及一些人認為,西路軍是奉中央軍委命令成立的,真是這樣嗎?請看當年電報: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陳昌浩第七人致電中央:“洛甫同志轉黨中央并毛周張:一.為加強與統一河左岸四方面軍部隊黨政軍的領導及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我們提議左岸的部隊在目前獨立行動中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簡稱西北前委,擬昌浩、向前、傳六、李特、國炳、克明、樹聲、先念、海松、翰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組織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傳六等六人組織實委,以昌浩同志為書記。二.在軍事指揮方面,提議組織軍委西北分會。以上二提議當否,請中央和軍委批示。”

  11月8日,毛澤東、張聞天復電:“朱張、徐陳李等七同志:(甲).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擬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他們來電批準。(乙).二兄有何意見請復。張、毛。”

  11月10日,朱、張復電中央,同意中央授予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義。

  11月11日10時,中央及軍委給徐、陳等人的復電:“徐程(陳)李并轉各同志:甲.你們所部組織西路軍。乙.依照你們提議的名單組織西路軍政治委員會,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主席,統一的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丙.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臨時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其組織照舊不變。中央及軍委。十一月十一日。”

  從上面電報可見,西路軍的成立,是徐、陳過河后向中央及軍委索要的名號,中央及軍委為團結徐、陳,面對既成事實,予以授以。

  二.張國燾的惡劣影響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當時中央紅軍不是2萬人,紅四方面軍有十多萬人。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和中央鬧起獨立性,中央紅軍把總政委讓給他,但張國燾并不滿足,后指使所控制的川陜省委致電中央,建議加強紅軍總司令部與增設常委并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張國燾基于退卻逃跑立場堅持南下,最后發展到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1935年10月,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開除毛澤東、周恩來、洛甫等中央委員及黨籍,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等。1935年12月,林育英(張浩)回國到達陜北,帶來共產國際的指示。1936年1月張國燾致電林育英,攻擊黨中央,企圖讓共產國際代表支持他的路線。西路軍西征,不是中央及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錯誤路線造成的。

  1.1936年6月下旬,二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已取消第二中央,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領導人,遭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經朱德、賀龍、任弼時等力爭,終于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為粉碎蔣介石南追北堵的陰謀,1936年8月,提出三大主力會師后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劃。9月14日,中央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作出具體的部署。張國燾對北進顧慮重重,于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地區,掉頭西進,打算從蘭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實際上是不愿放棄脫離中央自成局面的企圖。經朱德等的抵制,并報告中央,經中央耐心說服,加之蘭州以西渡河確實困難,張國燾不得不放棄西進計劃,同意北進。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于會師。

  2.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寧夏戰役張與中央展開一場斗爭。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政治、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部署,要求做好準備。但張國燾對中央有二心,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的計劃的機會,將紅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 。10月25日至30日,不但30軍渡過黃河,還把9軍、5軍和總指揮部渡過河。中央發現后,毛澤東于10月26日致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請注意。”張國燾置彭德懷、劉伯承等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于不顧,即重點打擊南敵的全局于不顧,擅令4、31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由于未能擊破南敵,致使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斷。

  3.是孤軍西進,還是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1936年11月上旬,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占領一條山、五佛寺一線,中央讓30軍過河是為寧夏戰役做準備。然而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領導人在11月初,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定先行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一條山、五佛寺位于黃河邊,是兩岸聯絡的通道。張國燾卻于11月5日致電徐、陳,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完全無視中央的意圖,要求“不受一切限制”,從根本上與中央方針對立。正是根據張國燾指示,徐、陳于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只有電示徐、陳向涼州行進,并于8日致電朱、張等,征詢對過河部隊授于西路軍的意見。11月11日,中央致電徐、陳給于答復,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同意成立領導機關,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就這樣,河西部隊一步步走上孤軍奮戰的河西走廊。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軍歷經4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慘敗。西路軍的過河、形成和失敗,就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破壞三軍會師大好局面的產物。

  三.“軍史專家”的誣蔑被國內外反共分子利用

  和朱玉持相同觀點的所謂“軍史專家”夏宇立,不僅歪曲西路軍歷史為叛徒張國燾張目,而且將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嫁禍于黨中央。核心論點是:“西路軍從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是中央軍委指示或批準,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他公開鼓吹“毛澤東是西路軍悲劇和冤案的主要制造者”,惡語辱罵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夏宇立2009年在香港出版《史說長征》,多次借主流媒體否定黨中央在“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上與張國燾路線的原則分歧,直言不諱地將西路軍失敗原因歸咎于毛澤東的“陰謀”。

  夏宇立的“陰謀論”已被境內外反華反共勢力顛復中國革命史收入其武庫。定居英國的原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之女張戎與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收入夏宇立等關于西路軍及“陰謀論”的內容,“陰謀論”的始作俑者還接受了張戎的采訪。該書廣告詞宣稱:“一本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書,摧毀中國制造之紅色神話,張戎新書透穿毛澤東魔障!”據百度介紹,該書于2005年出版后,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銷量超過百萬冊。

  四.朱玉誤導蒙騙了幾位中央領導人

  朱玉的誤導蒙騙了徐向前、李先念、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朱玉在幫助徐向前撰寫《歷史的回顧》回憶錄中,作為執筆人,散布了自已大量錯誤的著法,其中最大的錯誤是為叛徒張國燾翻案,說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奉中央及軍委命令”,這些顯然是錯誤的。作為始作俑者,他的作用極惡劣,此處不須多說。

  對李先念的誤導。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在看了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后,給楊尚昆、薄一波、胡喬木等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寫信:“1982年,我受小平、陳云等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時間,組織人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1983年初我寫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對此,小平、陳云同志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閱。”書中只寫明“奉命”西渡黃河,李先念甚為不滿,是奉誰的命令,是奉張國燾之命,還是奉中央軍委之命?李先念強調:“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央軍委命令’幾個字”。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在李先念的干預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經裝訂待發的7萬本成書中相關書頁全部撕去重裝。隨后,人民出版社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有關內容進行了修改。

  對陳云的誤導。1983年1月5日,陳云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后,委托秘書打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可送小平同志,并再次指出“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愿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2006年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云年譜》,明確了有關西路軍歷史的三個問題:一是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決定的;二是四方面軍一部過河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三是西路軍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揮而行動的。由陳云提議并主持為西路軍平反,聲稱對西路軍歷史的是非作了公開澄清。

  當年的幾個當事人歪曲西路軍歷史,置當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而不顧,為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翻案,不知將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博古、聶榮臻、左權、林育英等置于何地,不知他們同意否?

  受朱玉等人錯誤影響還對《毛澤東選集》等進行了刪改。1991年6月,經中央批準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第一卷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西路軍的注釋修改為:“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兩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新的解釋在表述上給人一種與史實不符的感覺。如果不知西路軍歷史或新人看后則還罷了,讓知曉者看后總覺得別扭。今日黨史編寫者和過去黨史編纂者不僅有觀念上的偏差,更是缺乏治史中的董狐之筆精神,難免給人以向權勢投靠之嫌。經中央批準,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有關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等,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均奉中央和軍委的命令。

  朱玉等人的觀點及歪曲西路軍歷史的人還迷惑了一些當代中國人。時至今日,仍有人相信朱玉及其歪曲者所宣傳的那套,在今天的頭條中和互聯網上仍能看到歪曲者的觀點,并影響了主流媒體的宣傳,影響極壞。有不少反映西路軍歷史的史學、文學、影視作品都按這個調子家調,曲解了西路軍歷史。把一個本來很簡單的問題,變得十分復雜。當年的當事人大都不在了,后世人說什么的都有。但當時形成的電報還在,不是52封,而是更多。這就是歷史,這樣的歷史會自己說話,人們想改變也改變不了,千年后也不會改變。

  五.歷史結論:西路軍的慘敗是未克服的張國燾的路線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會議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并做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西路軍慘敗是未克服的張國燾路線,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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