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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文化與日月同輝——堅決廢除肉刑

老衲先生 · 2019-12-2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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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專家”在與毛澤東相關的歷史事件上突出的表現為篡編歷史、混亂邏輯、顛倒是非,讓稍懂歷史的人們一眼即可看穿,不是這些人對史料掌握的程度不夠,也不是智商或思維程度有問題,而完全是人品在起作用,也即完全是為了行桀犬吠堯之事。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作為,就突出的表現為這一點。

  毛澤東文化與日月同輝——堅決廢除肉刑

  “權威”“專家”在與毛澤東相關的歷史事件上突出的表現為篡編歷史、混亂邏輯、顛倒是非,讓稍懂歷史的人們一眼即可看穿,不是這些人對史料掌握的程度不夠,也不是智商或思維程度有問題,而完全是人品在起作用,也即完全是為了行桀犬吠堯之事。

  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作為,就突出的表現為這一點。

  一、毛澤東始終艱難推行“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肅反路線

  肅反中最值得汲取的教訓,即是肅反路線或曰肅反政策。肅反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肅反路線和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肅反路線的斗爭。

  1、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肅反路線,在毛澤東能真正成為組織權威或得著一定的“平臺”時,便會占據上風,形成良好的肅反秩序。當毛澤東不具備真正的組織權威、沒有一定的“平臺”時,肉刑肅反政策便甚囂塵上。

  廢除肉刑的規定,最初發源于“三灣改編”。武裝革命開始后,舊軍隊帶來的肉刑問題(官長打罵士兵和下級)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三灣改編時,毛澤東規定廢止肉刑、禁止官長打罵士兵。 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專門制訂出“廢止肉刑”的決議,并推廣到“一般法律意義上”。1930年2月,毛澤東來到贛西南后,把 “古田會議決議”傳達到贛西南地方黨和紅軍。8月,毛澤東把“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補充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一條是“不準打罵虐待俘虜”。12月初,紅軍集結到黃陂、小布一帶,“政治整軍”被推動為“肅反整軍”時,毛澤東重申“廢止肉刑”。富田事變發生后,20日左右,毛澤東召開會議,再次決議廢止肉刑,并向蘇區各級黨發出文件。1931年12月,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權,向蘇區各級黨發出“堅決廢除肉刑”的指示信,同時,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權,制訂“廢除肉刑”的法律條文,把殺人權收歸到“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剝奪了其他組織和肅反部門的 “殺人權”,把肅反完全徹底的納入正規……

  2、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的政策遭到中央和各級黨的集體反對

  首先,朱德、陳毅率部投奔井岡山后,對三灣改編規定的禁止官長打罵士兵并不真正贊成。因此,四軍七大用不正常的手段把毛澤東排擠出去后,官長打罵士兵的現象嚴重死灰復燃,甚至出現了打人像“打鐵”的“鐵匠”現象,打跑了不少干部戰士。古田會議決議再次專門規定“廢止肉刑”一項,主要是針對嚴重死灰復燃的官長打罵士兵的現象。

  其次,1930年5月,地方黨偶爾抓獲AB團后,沿用以往對待嫌疑人、特務、內奸、俘虜等肉刑手段,得到了中央巡視員的肯定。

  第三,李文林等省行委,按照中央8月26日的指示信(周恩來等起草),公開頒布號召肉刑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針對原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班底”,展開瘋狂的肉刑殺戮。

  第四,10月4日,毛澤東率部攻占吉安后,以“井岡山洗黨經驗”取代肉刑殺戮,不但遭到李文林群體的否決,而且被造謠為“要解散江西黨”。

  第五,毛澤東對朱德等繳獲的AB團秘密名單及李文林父親資助AB團的收條等敵情資料,懷疑為敵人故意留下以調撥紅軍和地方黨內部關系的。10月14日,根據集體意見向《給中央的信》,在匯報了集體意見之后,把中央“徹底改造”的指示,又踢回給中央。同時,把AB肅反擱置了起來,遏制了地方黨的肉刑殺戮。并在此后多次深入到鄉村調研,指出殺人過多的問題。

  第六,毛澤東坐鎮地方期間,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彭德懷等的領導下,開始肉刑打AB團。彭德懷紅三軍團主動聯系地方黨、要求地方黨對開小差的干部戰士當AB團打,并邀請地方黨派人到紅三軍團成立打AB團的專門辦公室,推行肉刑肅反政策。

  第七,一方面軍于1930年12月1日集結到黃陂小布一帶,毛澤東下令戰前快速政治整軍,李文林、彭德懷等推動為“肅反整軍”。毛澤東無奈之下重申廢止肉刑外,規定抓人須由團一級批準、殺人須有師一級批準、總前委不干涉。彭德懷紅三軍團公然廢除毛澤東總前委的規定,推廣肉刑肅反。蕭克等將領,則在本部繼續積極推廣“抓了就打、供了就殺”的肉刑殺戮。

  毛澤東之所以坐鎮地方,一是要糾正遏制李文林群體推行的肉刑殺戮,糾正被李文林群體搞亂的土地、經濟等政策,二是督促李文林群體進行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此時的毛澤東,在中央批判、調離的情況下,在李文林群體公開做出不受總前委領導、直接受中央指揮的決議下,在一些紅軍領導人指責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的氛圍下,不僅早已不具備總前委書記的權威,而且四面受困。因此,不僅彭德懷、蕭克、黃克誠等人在“整軍”中敢于不屑毛澤東總前委的規定,李文林群體在組織做出決議后敢于倒行逆施,而且,連正常的軍事決策,也需要長期說服,而不能直接下命令。

  第八,富田叛亂發生后,毛澤東得著了糾正的平臺,召集會議,再次頒布廢止肉刑、不準逼供信,并向地方黨發出文件。項英到來后,給予了廢除,并與中央代表團一起推行更加殘酷的肉刑殺戮政策。

  第九,1931年11月,毛澤東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后,向蘇區各級黨發出“堅決廢除肉刑”的指示信,制訂出“堅決廢除肉刑”的法律法規。周恩來到來后,與項英等人一起給予初步廢除,并推廣肉刑肅反政策。

  第十,博古、張聞天、陳云來到蘇區后,與蘇區中央局一起進一步廢除了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政策。尤其是張聞天,與博古分庭抗禮并在政府架空 “頂頭上司”毛澤東后,把肉刑殺戮搞得 “無法無天”。

  ……

  二、李文林群體“反毛”的原因與組織“反毛團”“倒毛”的信心

  1、“李文林式革命”與毛澤東革命的不共戴天

  1930年初,毛澤東高度弘揚“李文林式”根據地,也即在贛西南革命的領導者中,毛澤東最為器重李文林。但是,與“李文林式”根據地相伴生的,卻是“李文林式革命”。有學者把東固革命領導者族群長期的表現歸結為“自肥式革命”,十分形象。

  東固革命,是賴經邦等當地革命者自發組織發動的。所掌握的武裝,以 “三點會”土匪為基干。長期的土匪生涯養成的習性,并不能因參加了革命便立地成佛,而必然把土匪的種種惡習帶進革命隊伍。因此,一個時期,當地群眾一聽到東固游擊隊的名字,便“望風而逃”。

  對“革命隊伍”的改造,一直是賴經邦等革命發動者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改造的程度,卻取決于賴經邦等人自身對革命的認知水平。更為重要的是,無論如何,都必須保證革命隊伍的存在乃至發展壯大。因此,改造的成就,遠不如“逆向改造”的效果。也即,革命的領導者不僅對隊伍的改造不甚成功,而且還受到種種逆向影響。李文林入主紅二團后,必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而且逆向影響更為嚴重。紅二團大多數是抽大煙的,打仗要發響。紅三團、紅四團更加不堪。地方組織也不遑多讓,談戀愛、嫖姑娘、打麻將,成了日常生活的主體。對上級指示,幾乎都采取應付的手段。

  因此,江西省委、贛西特委等上級組織多次進行批評,甚至指斥為“糜爛地方”、“不是共產黨領導”。中共中央、江西省委等為此多次指示“徹底改造”。

  1929年2月,毛澤東率紅四軍在東固休整時期,朱德、陳毅對“李文林式革命”的感受,不僅總結為“農民得不著真正好處”,而且感到一種可怕,擔憂按共產黨的政策綱領限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辦事,會激起他們的武裝對抗。

  “李文林式革命”的特征,除了打土豪和應對敵軍的圍剿外,對其他革命內容均拒絕執行。比如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權,等等。打土豪所得,幾乎全部用于自身的消費,沒收的土地也據為己有,或者以“共耕”的形式租給農民,也即變相據為己有。尤其是,不僅向農民收租逼債,還向農民和貧窮的革命同志放高利貸。連續幾任特委書記都無法展開工作,敗興而歸。——李文林等對付贛西特委的主要手段,就是“卡脖子”。特委的活動經費,主要依靠當地武裝提供,李文林等卻一文錢都不給。沒有經費,就無法立腳,無法立腳,就必然落荒而逃。

  1929年5月,江西省委高規格任命省委委員兼秘書長馮任赴任贛西特委書記。性格剛強、作風果敢的馮任,也不敢推行土地革命,而是想求其次搞減租減息,激起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激烈反對。“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這一名言,就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當時發明的。“四大黨官”暗中購買槍支、組織地痞流氓,實行武裝對抗。為此,馮任幾度打算依靠在附近活動的彭德懷,以武裝形式解決,但因聯系不上彭德懷而作罷。

  馮任在任期間,除了遭到部分的武裝對抗外,還發生了當地武裝領導人看上一個農民老婆、開槍打傷該農民、把該農民老婆搶走的事件,還發生了兩個大隊為了伙食費火并、死傷七八十人的事件。

  同時,馮任也遇到了“逆向改造”事件。馮任帶來的一位外地干部,被派去改造武裝,結果卻成了一伙,反過來公開反對馮任,被馮任槍斃。

  李文林等對馮任采取了“卡脖子”的手段,馮任也不得不離開了。直到劉士奇擔任特委書記后,策反了羅炳輝的靖衛團,有了自己的武裝,事情才有所好轉,但分配土地、擴大武裝、建立政權等工作,在李文林等的反對下,仍然無法開展,處在“不死不活”的狀態。

  彭德懷率部到來后,劉士奇迅速聯系彭德懷,組建起紅六軍、合并了贛西和湘贛邊特委,但除了紅六軍在形式上建立起來并由黃公略擔任軍長外,其他事情并沒有得到絲毫解決。

  毛澤東到來后,不僅徹底廢除了“自肥式革命”或曰“李文林式革命”,阻斷了這一族群以往利益的來源,取消了他們以往日常談戀愛、嫖姑娘、打麻將等愜意的革命方式,而且還部分剝奪了這一族群的既得利益和原有利益,比如把他們多余的土地分給農民,廢除高利貸,等等。由而,對毛澤東產生“不共戴天”的仇恨,利用歷屆中央對毛澤東的批判、排擠等組織資源,形成“反毛團”組織,產生趕走甚至打倒毛澤東的目的和信心,就是必然之事了。

  能趕走馮任等,甚至能趕走劉士奇,但要趕走或打倒毛澤東,就是蚍蜉撼樹了。因為毛澤東文化受到了當地農民的擁戴,受到了地方黨不少干部的擁戴,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卻遭到了絕大多數干部群眾的反對。甚至,當地農民斥責“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是什么共產黨”!

  2、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連續的批判、排擠,增強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倒毛”的信心

  首先,1929年下旬,中央周恩來等接受了毛澤東對“二月來信”“太悲觀了”的批評之后,很快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認為革命的 “新高潮”已經到來。1930年2月17日的中央會議上,李立三等提出目前的方針是“變軍閥戰爭為消滅軍閥的戰爭”、 “在軍閥戰爭的形勢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勢并非難事”。周恩來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主張“以主觀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勢,奪取政權”, 以“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集中紅軍攻堅”做為中心策略。會后不久,周恩來、李立三等即開始批評毛澤東的“兜圈子主義”,并決定派遣劉作撫做為中央巡視員去蘇區巡視糾正。

  第二、中央巡視員劉作撫來到蘇區后,對毛澤東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現的反富農政策、土地分配政策、根據地和紅軍發展政策,等,給予了近乎全面的否定,在“自肥式革命”族群中,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也即,盡管各方都承認毛澤東到來后,革命形勢的發展“一日萬里”,但毛澤東推行的路線政策卻是極其錯誤的。

  第三,周恩來去蘇聯后,李立三、項英等推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立三路線”,對毛澤東進行嚴厲批評乃至批判,并指示李文林同毛澤東的錯誤路線進行“全面奮斗”,成立以李文林為書記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促使李文林等具備了反毛的組織依據和條件。

  第四,周恩來、瞿秋白奉命回國糾正中央“個別策略上的錯誤”、嚴厲維護“立三路線”的基本路線,并對毛澤東采取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取消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調毛澤東到上海任職等措施,進一步增強了李文林為代表的“自肥式革命”族群把毛澤東趕走甚至打倒的信心。

  三、富田事變是“預謀的軍事叛亂”

  朱德始終堅定的認為富田叛亂是“預謀的軍事叛亂”,不僅因為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不給群眾真正利益而且不敢按照共產黨的政策綱領限制他們辦事的深層擔憂,更主要是在這個長期擔憂的基礎之上,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第一次反圍剿前所作所為的切膚之感。也即,在富田叛亂發生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已經針對毛澤東和總前委進行“半武裝性質”的半公開反叛活動了。

  1、“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半武裝性質”的半公開反叛

  1930年8月,李文林召集“二全會議”,決定跟毛澤東“全面奮斗”之時,還是“背靠背”,即毛澤東并不在贛西南。“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所作所為,主要是利用周恩來等于8月26日發出的中央指示,以打AB團為名,對贛西南干部群體實行肉刑殺戮的“大換班”(或曰徹底改造)。——原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位時,無疑形成了自己的 “班底”,也即重用了相當一部分擁護毛澤東路線的干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大換班”或“徹底改造”,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劉士奇的干部“班底”。

  1930年10月初,毛澤東揮師贛西南,攻占吉安。“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跟毛澤東便成了“面對面”的“全面奮斗”?;境闪嗣珴蓶|主張什么,“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就反對什么。比如毛澤東要糾正肉刑肅反和肉刑殺戮手段的“徹底改造”,推行“井岡山洗黨”方式,“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不僅給予堅決的否決,甚至四處造謠說毛澤東要解散江西黨。

  為了進一步擺脫毛澤東的領導,為趕走和打倒毛澤東創造條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以贛西特委的名義做出 “直接受中央指揮”的決議,形成組織上的對峙。羅坊會議以及隨后的峽江會議做出聯合決議,確定“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戰略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開始用各種手段破壞“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戰略。

  首先,四處造謠煽動干部群眾抵制“誘敵深入”,破壞群眾基礎。

  其次,對決議中屬于地方工作的部分,陽奉陰違,甚至反面實施。

  第三,對紅軍所需的經費、糧食、食鹽等不但不認真籌措,甚至有截留行為,即重演“卡脖子”。

  尤為甚者,“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他們影響較大的地方,采用對付“白軍”的手段,對付紅軍。彭德懷回憶道:當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之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轉向蘇區中心地帶,越見不到群眾,甚至連帶路的向導也找不到。部隊普遍懷疑這是什么根據地,還不如白區。原來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對“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提出異議,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不是進攻路線。他們的方針是“打到南昌去”,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始則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面。……

  “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掌控的紅二十軍,不僅公開反對“誘敵深入”戰略,致使毛澤東總前委無法在紅二十軍駐守的東固一帶設置戰場,一七四團政委劉敵,更是隨時準備煽動武裝叛亂(后面相敘)。

  ……

  在組織作出決議后,這一切,已經不是什么意見不同、內部爭論。 “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所作所為,已經是半武裝性質的半公開反叛了。——以李文林“黃埔軍校高材生”的軍事素養,以段良弼等的常識,都深知如此作為的嚴重后果,必然導致反圍剿的失敗。還要如此的原因只有一個,即打倒毛澤東:只有促使反圍剿的失敗,才能趕走乃至打倒毛澤東;只有打倒毛澤東,才能恢復以往的“李文林式革命”,也即才能建立“優先特殊享受革命果實”的革命秩序。

  2、富田叛亂是“預謀的軍事叛亂”

  經過長期說服,最終做出“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決議的夾江會議,李文林等是參加了的。“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組織明確做出“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決議后,仍然“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面”等,已經不再是之前的“觀點不同”、 “內部爭論”,而是形于叛亂性質。

  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對叢云中、謝漢昌等叛亂領導者審判時,叢云中、謝漢昌等人主動供出他們是一個“反毛團”組織,也即在“二全會議”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針對毛澤東,逐步組成了“反毛團”組織,以打倒毛澤東為目的。

  在十萬敵軍壓境之際,如果說“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會直接導致反圍剿的徹底失敗這一后果沒有想過或預料不到,顯然是無稽之談。“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很清楚這一嚴重后果,其仍然瘋狂的如此,目的只能有一個,即:只有反圍剿失敗,才能趕走甚至打倒毛澤東——因為“立三中央”對毛澤東的批判、三中全會中央對毛澤東的調離,以及李文林等與紅三軍團一些領導人對毛澤東的公開詰難,都無法觸動毛澤東。

  彭德懷紅三軍團擅自邀約地方黨對紅三軍團打AB團的行為,無形中給“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注視了一個“興奮劑”。他們早已探聽到彭德懷等一些領導人對毛澤東的不滿:他們探聽到,在毛澤東沒有參與的一次軍事會議(應是毛澤東坐鎮地方、朱德彭德懷率軍東渡贛江后發生的)上,朱德抱怨自己只是毛澤東手上的一個玩物,什么家也當不了,彭德懷拍案而起,責問朱德為什么不跟毛澤東斗?——有立三中央對毛澤東的批判和三中全會中央對毛澤東的排擠調離等中央的組織支撐,又有盡管被毛澤東最終說服卻對毛澤東深懷不滿的彭德懷等人仍然不把毛澤東總前委放在眼里的現實情勢,“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便像打了雞血一樣的極度興奮。因此,毛澤東甫一離開地方回到軍隊,“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再次連續發出肉刑殺戮的緊急通告,而且召開會議做出前往黃陂督促毛澤東“進攻大城市”、打AB團肅反的決議。李文林率周高潮等人,會后即迅速趕往總前委駐地黃陂。周高潮等三人,應彭德懷紅三軍團之邀,在紅三軍團成立打AB團肅反的專門辦公室;李文林則來總前委傳達他們的決議,督促毛澤東總前委“進攻大城市”、打AB團肅反。

  ——造謠、煽動,“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面”等這些措施沒有達到破壞反圍剿戰略的情況下,“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即開始行使自封的 “直接受中央指揮”的職權,直接粉墨登場了。只是沒有料到,此時,贛東特委、紅三軍團以及地方部隊升編的紅三軍(原紅六軍),已經獲取許多口供,供出李文林、段良弼、謝漢昌等人是AB團骨干。再加上攻占吉安后朱德繳獲的李文林父親資助AB團的親筆收條和AB團秘密名單等相互印證,“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主要人物“木匠做枷自作自受”的定式,已難以改變。

  尤其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組織作出決議后的跡近反叛的各種行徑,直接導致總前委集體認定省行委里有AB團(泛指特務)且不少人受到鼓惑,至少有壞人乃至什么組織在操縱著。——這一點,即使現在看來,也是根本無法排除的:十萬敵軍壓境、形勢危如累卵、組織作出決議、正常人都清楚倒行逆施必然導致反圍剿徹底失敗的情況下,“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仍然倒行逆施,如何解釋?

  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擁護中央指示來解釋,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因為他們早已知道三中全會的內容,叛亂發生后,以往一向支持他們的中央特派員劉作撫,也在他們的會議上肯定“誘敵深入”的正確并要求他們執行,他們不但仍然反其道而行,而且多次制造假信企圖挑起紅軍內訌,對不支持他們的紅軍學校等武裝圍攻,四處造謠煽動地方黨和紅軍破壞反圍剿戰略。

  總前委決定拘押李文林、派人幫助地方肅反,從任何角度講,都是必須的,也都是正確的。即使沒有口供,在關乎反圍剿成敗的情勢下,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主要人物進行拘押審查,采取果斷措施,也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任由他們繼續利用手中掌握的組織資源破壞反圍剿,后果的嚴重性,絲毫不亞于他們的公開反叛。

  問題在于如何審查。是用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的政策審查?還是用中共中央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頒布號召的肉刑政策審查?

  有個別人“透露”說一方面軍也發布過肉刑政策,未必可信。一是始終貫徹堅決廢除肉刑政策的毛澤東不可能發布這樣的政策,二是戴向青、高華等這些旨在誣陷毛澤東者所掌握的史料遠高于“透露”者,如果有其事,戴向青等不可能不高調渲染。因此,即使真有其事,也必然是在毛澤東坐鎮地方、不在一方面軍期間發生的,也即是朱德等人發布的。——結合蕭克接受記者采訪時的對答(記者問那時不是制定了廢除肉刑的政策么?蕭克回答,只是說說而已。大意如此),可證實毛澤東在政治整軍被推動為肅反整軍的總前委會議上,宣布過廢除肉刑的規定。

  3、富田叛亂是“預謀的軍事叛亂”(續)

  反圍剿的戰略,完全依賴于毛澤東獨自的運籌帷幄,而且,毛澤東還帶領彭德懷等人親自勘驗戰場,軍內肅反由總政治部主任楊岳斌和中央特派員周以栗主管。派遣李韶九幫助地方肅反,就是總政治部的決定,但這一決定并沒有錯誤。

  首先,派遣干部幫助地方肅反,是總前委的集體決定,而且是必要的決定。其次,不派李韶九,也得派其他人。再次,縱觀總政治部的干部組成,只有李韶九對地方最熟悉也最有威望,是最合適的不二人選。最后,派其他人,比如蕭克或者黃克誠,從他們這個時期在本部的所作所為可知,決然不會絲毫亞于李韶九。

  所謂李韶九攜帶的“總前委的指示信”,多個學者證實,是戴向青和“年輕的女資料員”依據叛亂者發布的通告等杜撰出來的。

  李韶九在富田的作為,并沒有過份之處。

  第一,李韶九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省行委手中。

  第二,李韶九也沒有戴向青和“年輕的女資料員”渲染的搗毀省蘇維埃政府、搶掠財務的絲毫行為。

  第三,李韶九使用肉刑,符合中央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頒布的政策;在程度上,不但遠遜于李文林、段良弼等以往的殘酷,也遠遜于蕭克、黃克誠等在本部的程度。

  第四,對段良弼等重要嫌疑人的審訊,也不是戴向青和“年輕的女資料員”渲染的李韶九的獨自行為,而是與省行委領導人共同參與,而以省行委為主。

  第五,李韶九和省行委領導人,也沒有戴向青和“年輕的女資料員”渲染的使用什么“打雷公、燒陰戶”等刑罰。這些“中國刑罰文化”的流傳,古代人早已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總結:重者立斃,輕者臥床數月不起。而遭受刑罰最嚴重的段良弼等個別人,卻個個生龍活虎,絲毫不存在“個個行動不得”。

  第六,李韶九也沒有像蕭克在本部那樣,實行“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殺”,而是相對比較客觀,比如對劉敵。

  從劉敵后來的信中可知,由于紅二十軍主要領導人與“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聯系緊密、反對誘敵深入,總前委把二十軍基本閑置,而不能正常使用。尤其是,劉敵的信,證實劉敵處心積慮,時刻準備煽動軍事叛亂。

  第一,劉敵接到回東固軍部的命令后,以“前方勝利、到前方擊敵”的理由,把部隊也拉了回來。劉敵敢于這樣做,足見劉敵是反誘敵深入的主要干部之一,而這些人左右著紅二十軍的大局。因而,劉敵絲毫不怕軍長劉鐵超對其違反命令的指責。不然的話,稍微正常的指揮員,都會在接到命令后,迅速獨自回軍部,而不可能也不敢“自以為”便拉回部隊、放棄該部所擔負的任務,不可能也不敢耽延近兩天時間才回軍部。尤其是,即使劉敵的“自以為”可以當作理由,但9號接到命令,11號才率部回撤,也足見其“自以為”是事后編造的理由。——哪有接到命令并“自以為” “前方勝利、到前方擊敵”的情況下,不是迅速集結部隊出發,而耽延近兩天的時間才集結部隊回來的?

  第二,劉敵不僅沒有遭受絲毫肉刑,而且被開釋。以劉敵這樣的“角色”,又 “自以為”“大陰謀”,要抓捕李韶九“拷問出大陰謀”,至少說明劉敵也是肉刑的推廣者和執行者。尤其是,抓住李韶九后,不但不拷問,而且還讓李韶九逃走了,足見李韶九實際是劉敵的部署中可有可無的角色,而不是叛亂前渲染的“關鍵人物”。

  第三,從劉敵的行為中可知,劉敵在回軍部前,即已感到危機,害怕段良弼等供出“反毛團”組織的陰謀,因而思考近兩天后,才決定把部隊拉回來,準備隨時煽動叛亂。——這是唯一合乎事實邏輯的解釋。盡管劉敵等被項英寫信誘捕后,主動供認自己確乎是AB團。

  第四,叛軍攻占富田后,劉敵、謝漢昌、段良弼等人已經掌握了主動權,完全可以做出兩種選擇:或按照他們的“大陰謀”的自以為,派人去跟總前委聯絡,同時迅速派人去向中央匯報;或者在此基礎上,造謠煽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促成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從而打倒毛澤東。他們經過一個晚上的密謀,決定造謠煽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

  第五,段良弼、劉敵等叛亂領導者造謠煽動更大的武裝叛亂后,四處造謠煽動其他地方黨和部隊一起叛亂,用武裝的手段圍攻紅軍學校,制造假信企圖挑起紅一方面軍的內訌,等等,足以說明他們極力要摧毀反圍剿的目的。——這一點,除了“自由化領導人”、“組長”、“顧問”以及戴向青和“年輕的女資料員”等人之外,傻子也看得出來。也即當時的主要領導者們周恩來等嚴詞斥責叛亂者們要徹底破壞反圍剿,不存在絲毫的 “欲加之罪”。

  第六,段良弼、劉敵等叛亂領導者,不但雙重標準(肉刑殺戮其他人,無所不用其極,輪到自己頭上,并完全符合他們制訂的規則,便不擇手段、不惜任何代價),而且毫無所謂的“組織觀念”。打著“擁護中央” 的旗號,也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被他們脅迫的中央特派員劉作撫,始終勸阻他們聯絡總前委、中央,但他們根本不屑一顧。直到反圍剿行將勝利,再無可為之時,才做出聯絡總前委、向中央匯報的決定。——有絲毫所謂“組織觀念”的話,叛亂之時,就必然會派人去上海中央匯報,尋求中央的支持和解決,而絕然不會造謠煽動更大的武裝叛亂。而他們之所以二十多天后,才在劉作撫的一再催促下如此做,很顯然是深知中央即使同情支持他們,也必然責令他們停止所有的倒行逆施,也就無法完成導致反圍剿徹底失敗的目的了。更主要的是,反圍剿的勝利已近尾聲,段良弼、劉敵等叛亂領導者已經走投無路了。不然的話,這些人仍然不會如此做。

  第七,叛亂領導者之所以不敢率部投敵,正如朱德所言,他們用欺騙的手段蒙騙農民出身的紅軍戰士。一旦投敵,不用別人,二十軍的基層干部戰士就會把他們撕碎。——李韶九、陳伯鈞被基層戰士私下放走,尤其是陳伯鈞拿出毛澤東的信給看押他的干部戰士一看,便被放走,足以說明二十軍絕大多數人是信仰毛澤東的,參與叛亂是被脅迫。也即,朱德之言十分客觀。

  因此,正如朱德所說,劉敵造謠煽動的東固叛亂與隨之發生的富田叛亂,都是“預謀的軍事叛亂”,而叛亂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要復辟”。

  四、毛澤東對富田事變的解決方式,是唯一的正確方式

  1、富田叛亂發生后,毛澤東在政治上采取“堅決進攻”的方式,在組織上采取聯絡、教育的方式,也即“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是唯一的正確方式。

  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群體都固守錯誤的文化和政策之下,毛澤東遭受內部的“四面圍困”,從而失去總前委書記應有的組織權威,其路線政策遭到顛覆,軍事決策需要長期艱難的說服,是必然的。但造成這種局勢的因素,不僅僅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群體固守錯誤的文化和政策這樣一個單純的因素,還包括“自肥式革命”群體的別有用心,還包括“二十八宿”教條宗派及其擁躉實行的“雙重標準”,以及隊伍中“一貫不正派”者的趁火打劫,等等。由此,對革命者和革命隊伍的 “改造”,比武裝奪取政權更加艱難、復雜。

  毛澤東深諳此理,而富田事變的發生,在肅反政策上,給了毛澤東糾正的平臺。

  在此之前,毛澤東盡管曾經努力改變、遏止肉刑肅反政策,并以身作則深入鄉村調研,但效果相反。不但沒有觸動“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影響不了一方面軍其他領導,而且遭到了嚴重的反彈。井岡山“洗黨”經驗,被造謠為要“解散江西黨”;紅一方面軍在朱德等人的帶領下,開始肉刑打AB團。尤為甚者,彭德懷紅三軍團主動聯系地方黨在紅軍中肉刑開打AB團。坐鎮地方,暫時按下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肉刑殺戮的“葫蘆”,一方面軍的肉刑卻又起了“瓢”。離開地方,回到部隊,“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又迅速頒布肉刑殺戮的通令……

  發生這樣的事情,責任在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肅反政策、對毛澤東及其路線的嚴厲批判排斥。

  組織上,毛澤東不但不能公開跟中央 “唱反調”,而且還須維護中央的組織權威。在客觀上,毛澤東因為被不少領導人指責為“不執行中央指示”并受到這些人的詰難、圍攻,更受到中央的連續批判和調離,紅軍和根據地的重中之重反圍剿決策,難以實施。毛澤東既要艱難說服這些反對“誘敵深入”戰略的領導者們,又不能 “刺激”這些人,增加他們詰難“不執行中央指示”的籌碼,以保證反圍剿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強調廢除肉刑,但卻無法形成政策,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蕭克、彭德懷及黃克誠等干部也都根本不在乎毛澤東的強調。毛澤東又不得不把幾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反圍剿的戰略籌劃和部署上。

  如果說毛澤東一開始不了解彭德懷、黃克誠等人公然廢除總前委關于肅反的規定,那么,后來肯定是了解的,但為什么不置一言?

  一是肉刑政策是中央政策,也是“直接受中央指揮”的地方黨頒布號召的政策,毛澤東無以從政策的角度給予批評;二是彭德懷紅三軍團是“立三路線”以來毛澤東長期艱難說服的主要對象,對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指示”的詰難,并不亞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也即在十萬敵軍壓境、形勢危如累卵的情況下,為了反圍剿的勝利,毛澤東不能也不敢絲毫刺激紅三軍團的領導人。

  毛澤東常說,反面教員的作用比我大。“富田叛亂”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員”。普遍的突出的肉刑問題成為肅反的焦點,黃克誠等人也已經開始反思。毛澤東由而得到了以政策手段推行“堅決廢除肉刑”的平臺:向紅軍和根據地各級黨發布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重調查研究的文件指示。

  對 “富田叛亂”政治上采取“堅決進攻”的方式,也即從文化輿論上喚醒受叛亂領導群體造謠蒙騙的干部群眾;組織上派陳毅前往聯絡,說服叛亂領導群體放棄叛亂,共同致力于反圍剿。只是因為叛亂領導群體“打倒毛澤東”的目標明確堅定,因為他們早已脫離了總前委的領導,也即總前委對他們不存在絲毫的組織權威性,尤其是這些人決然不會放棄“打倒毛澤東”的絕妙時期,才沒有達成解決。

  2、項英的“馬列主義解決”是 “趁火打劫”

  項英到來后,肉刑肅反已經基本得到遏止。對富田叛亂的解決,項英只是在沒有接觸過叛亂領導群體的情況下,有著明顯安撫叛亂群體的傾向下,發布了一個文件,寫了一封信,便自稱“馬列主義解決”了。

  客觀而言,項英對叛亂群體的“溫和態度”是正確的,也即不刺激那些人,而且使那些人看到希望,以避免那些人進一步的叛亂,但同時卻也別有企圖,也即與毛澤東的“組織處理從寬”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項英對叛亂群體并無絲毫同情的心理,而且也是極為憤怒的。只是出于對毛澤東的反對心理,才做出對叛亂領導群體似乎同情的樣子。也即,項英對組織原則的理解和運用,絲毫不亞于所謂的“王明中央”。這從項英對“把中央局決議當作廢紙”的各級黨組織和干部的“雷霆之怒”,可以證實:近乎公開的反叛組織決議、造謠煽動武裝叛亂僅僅開除黨籍就是“馬列主義解決”了,與中央局的用詞不同,就是國民黨,就要解散黨組織,兩相對比,凸顯出項英對組織原則的真實理解和運用。——也即,項英對造謠煽動武裝叛亂者們采取的邏輯標準,與對跟中央局用詞不同的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采取的邏輯標準,是極其突出的雙重標準。

  其次,項英不是不懂得“決議”解決后,必須迅速采取組織手段對叛亂領導群體進行組織調整,徹底消除叛亂群體原有的形態,而是十分懂得。但項英除了發文件通告、寫信安撫外,近三個月內卻不做絲毫的組織調整,讓叛亂領導群體及叛亂隊伍保持原有形態,只能是“中心關鍵在反毛”。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對毛澤東的難堪,以增強自我的權威性。

  再次,項英如此“馬列主義解決”, 讓叛亂領導群體及叛亂隊伍保持原有形態,明顯是“緩兵之計”。這一點,不僅從項英對“把中央局決議當作廢紙”的各級黨組織和干部的“組織威嚴”可證實,任弼時三人團到來后,項英迅速“轉變”過來,寫信誘捕劉敵等叛亂領導者們的做法,更能證實。隨后對叛亂領導者們的處決和對紅二十軍排以上干部的處決,也都在證實項英的真實態度。教條宗派及其擁躉把根據地丟失后,留守的項英在蘇區展開的瘋狂殺戮,更能說明項英的真實態度。

  第四,任弼時三人團雖然受命解決富田事變而來,但中央的指示十分明確:中央局成立后,所有問題都要在中央局的統一領導下解決。“肅反中心論”造成蘇區的嚴重災難后,任弼時、王稼祥等三人團力主中央撤換項英,也在說明主要責任者是項英,而不是主流渲染的任弼時三人團。

  第五,項英的一貫性即是肉刑瘋狂殺戮。來蘇區之前,中央反AB團的指示,項英都是主要領導者之一;對贛西南“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瘋狂肉刑殺戮,項英也是十分了解并堅決支持的;來到蘇區后,推行肉刑政策,掀起“肅反中心論”;周恩來到來后,與周恩來等一起,廢除毛澤東制訂的相關法律法規,推行肉刑政策;博古、張聞天、陳云到來后,項英更是最積極的擁躉者,不僅與他們一起徹底廢除毛澤東制訂的堅決廢除肉刑的法律法規,而且達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大撤退后,項英對留守部隊的殺戮,可謂天人共怒:數萬留守部隊迅速垮散,很大程度上,是被項英等殺垮的……具有高度“一貫性”的項英,何以會在富田叛亂問題前期的解決上“馬列主義方式”了?究其原因,正如周恩來揭露的:中心關鍵在反毛。

  五、戴向青之流篡改歷史的主要節點

  大多人集中攻擊高華,而高華不過是“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的“小巫”而已。高華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奉“組長”宣揚的毛澤東“一生基本上為了權”這個“準則”,效“桀犬吠堯”之犬馬之勞,企圖撈一把,結果弄巧成拙,拍到馬蹄子上了。在蘇區肅反及富田事變的問題上,高華也不過是 “拾”戴向青之流的牙慧,而戴向青之流明火執仗篡改歷史的主要幾個節點,不外乎二七會議、羅坊會議、毛澤東的《給中央的信》、《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李韶九……等幾個問題。

  1、關于“二七會議”

  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和贛西、贛南、湘贛邊特委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也即“二七會議”,統一組織、統一政策、使根據地發展“一日萬里”的巨大功勞在此不述,僅就會議內容而言,從多方面遏制了中共中央的極左政策。

  第一、遏制了中共中央對參與武裝起義的“土匪首領”進行殺戮的政策。贛西南地方武裝,雖然是黨組織發動,但武裝的很大成份,卻大都是“三點會”會匪武裝。紅二團、紅四團如是,紅三團更如是。毛澤東倡導的,是對袁文才、王佐一樣的政策,即:教育、改造。

  第二、極大的遏制了中共中央的反富農政策。中央的反富農政策,基本是“唯成分論”。毛澤東推行的政策則是有成份不唯成分、重在表現的政策,新組成的贛西南特委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者劉士奇、曾山,就是執行了毛澤東的這一政策。——這在江漢波(張懷萬)、劉作撫等人的報告中,都突出的反映出這一點;“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掌控贛西南大權后,向中央的匯報中,也突出的反映了這一點。贛西南的反富農后來以其他政策高漲起來,是中央巡視員劉作撫根據中央指示推動起來的,是“立三中央”和三中全會中央連續推行其政策掀起來的。

  第三、毛澤東盡管批評了贛西南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對贛西南的整體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并極為看重李文林等贛西南革命的領導者,根本不存在絲毫“徹底否定”的因素。

  第四、毛澤東對贛西南劉士奇、李文林等領導群體對贛西南的狀況的認識,持有不同意見。一是沒有批準開除江漢波黨籍的動議,會后,繼續讓江漢波以江西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參加各種會議;二是對贛西南領導群體共同認為的“地主富農充滿”持不同意見。劉士奇、李文林等人,始終認為贛西南各級黨和政府“地主富農充滿”,毛澤東則始終用“充塞”一詞,而不同意“充滿”說。

  第五、處決“四大黨官”(干部群眾稱之為“四大叛徒”),是馮任擔任贛西特委書記期間,地方黨就開始集體籌謀的事情,而“四大黨官”之罪惡,并無絲毫冤屈可言。毛澤東只是糾正了地方黨“秘密處決”的習慣,指示其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布“四大黨官”的罪行,進行公開處理,消除了“秘密處決”給同類干部帶來的心理恐慌,受到干部群眾的熱烈歡迎。

  第六、尤其是,“二七會議”絲毫沒有涉及中央三令五申的“反A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指示。

  ……

  也即,在毛澤東文化下,“二七會議”不但沒有絲毫的“極左” 因素,而且極大的遏制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中存在的“極左” 因素。

  戴向青之流卻明火執仗的篡改歷史,誣陷“二七會議”是極左肅反政策的“源頭”。尤其是,在“四大黨官”問題上,顧左右而言他,不但完全閹割“四大黨官”的必死之罪,而且極力東拉西扯的渲染什么功勞。

  2、關于AB團及 “赤色清鄉”

  “四二”反蔣暴動后,段錫朋等AB團創始人的確幾乎悉數逃跑了或者被朱培德送走了,也即AB團核心層“無形解散”了,但市縣鄉村的AB團組織是不是也隨之“無形解散”了?

  第一、從戴向青之流對AB團興盛之時的描述看,市縣鄉村的各級AB團組織風靡江西全省,盡管“四二暴動”使AB團核心層“無形解散”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市縣鄉村的AB團組織,曾經為地主豪紳等這些組織者帶來莫大的好處,成功打擊了工會農會給他們帶來的“戕害”,顯然不會“無形解散”。只是失去了“統一領導”、各自為政、各自重新尋求組織靠山而已。也即不再完全是段錫朋等創立的AB團,而是經過了“變形”的AB團。

  第二、歷史資料留存的1930年5、6月間贛西南有“七八百個”AB團主動自首,朱德繳獲的AB團秘密名單和信物,等,也證實AB團的客觀存在。對此,戴向青之流避而不談,并以極力夸大中共江西黨的“慘無人道”進行搪塞。——到目前為止,戴向青之流除了以段錫朋等人的“話”為圭臬外,仍然沒有對上述歷史留存的史料給出合理的否定。實質上,也根本無法給出合理的否定。

  也即,當時的中共,對AB團的認知,絲毫不存在戴向青之流所渲染的“臆想”因素,而是根據AB團的歷史和現實動因,做出的判斷。

  在“赤色清鄉”的問題上,戴向青之流可謂多種“領風氣之先”之一種。

  “赤色清鄉”是贛西南黨針對國民黨的“白色清鄉”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和根據地,長期處在生死之間。主要路口設崗盤查、對陌生人的警惕、號召蘇區干部群眾對陌生人及外來人提高警惕,等等,都是極其成功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在蘇區時期居功至偉,而且抗戰時的期根據地也成功沿用了這些經驗。戴向青之流,卻極力渲染為中共蘇區的極端殘酷性。

  戴向青之流可謂多種“領風氣之先”的最突出的一種,是公然謾罵、妖魔化中共烈士。李韶九直到現在,也仍然是中共烈士。

  戴向青之流之前,也有這種情況發生,但跟戴向青之流卻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組織取消了其烈士資格,二是非組織的群眾行為。而非組織的群眾行為,會遭到組織的嚴厲制止和糾正。戴向青之流卻不然,在組織沒有取消李韶九烈士資格的情況下,公然篡改歷史進行謾罵、妖魔化,開了“歷史之先河”。——后來對中共烈士進行辱罵、貶低的事件不斷發生,戴向青之流的 “功勞”顯而易見:烈士就是烈士,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大小之分,和尚摸得,阿Q為什么摸不得?

  3、關于毛澤東《給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4日,毛澤東率部攻占吉安后,總前委聽取了地方工作的匯報,也聽取了中央特派員周以栗的通報。為此,毛澤東向地方黨提出以井岡山“洗黨”方式替代肉刑殺戮,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激烈反對;委派周以栗召集贛西南會議,聽取工作匯報,會議上有人提出“殺人過多”的問題……即,毛澤東一直著手糾正“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造成的各種亂象。10月14日,毛澤東和總前委向中央書面匯報,也即《給中央的信》。

  《給中央的信》十分突出的反映出如下幾種情況:

  第一、“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控制的地方黨情況十分嚴重,導致了根據地的十分混亂。毛澤東為此十分無奈。多次糾正不但遭到反對,還遭到造謠污蔑??偳拔療o法進行中央三令五申的改造工作,須中央派人來解決。——這一點,連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的領導者,都看得十分明白。收到毛澤東《給中央的信》的遠東局負責人蓋利斯說道:“他在這封信中談到了江西黨組織的危機,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義組織‘AB團’成員不僅鉆進了基層組織,而且還鉆進了黨的領導機關,黨組織處在富農、地主和豪紳的影響之下,依靠地方力量來改善黨組織是極其困難的,應該從上海派人去。”——也即,毛澤東非但沒有絲毫 “輕信”,而且極大否定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渲染的“十萬AB團”的敵情。

  第二、信后,毛澤東不但絲毫沒有向下透露和表示,而且在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激烈反對和造謠污蔑的情況下,仍然小心翼翼的進行糾正。所謂小心翼翼,也即毛澤東在無法以組織秩序貫徹糾正的情況下,企圖以調查研究得來的事實,給“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以表率,來影響他們——這一點,連一些臺灣“學者”都看得十分清楚。

  第三、攻占吉安后,面對朱德繳獲的AB團資料和李文林父親資助AB團的收條各種情報,毛澤東在對內部敵情警覺的同時,對朱德繳獲的AB團秘密名單和李文林父親的收條這類敵情資料,明確提出質疑,懷疑是敵人故意留下的,來挑唆根據地的內部關系。——這一點,共產國際在收到毛澤東10月14日《給中央的信》后,敘述得十分清楚。

  第四、攻占吉安后,得到的敵情資料,證實了毛澤東對國民黨要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圍剿的判斷,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圍剿的戰略部署上,而反圍剿的戰略部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群眾基礎,二是 “誘敵深入”戰略。

  也即,《給中央的信》與后來的肅反不僅沒有絲毫關聯,而且凸顯出毛澤東的艱難和無奈,凸顯出毛澤東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佛心廣厚。——后來的黃陂肅反和幫助地方肅反,都是突發性事件。

  事實上也是如此:隨后,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說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和彭德懷紅三軍團放棄攻打大城市、準備反圍剿方面來,說服和糾正地方黨對土地分配的破壞等方面,不僅不支持“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肉刑殺戮,而且以各種方式遏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肉刑殺戮。正是因為如此,“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才惱羞成怒,召集會議做出脫離總前委領導、直接受中央指揮的決議,并決定由李文林、曾山、陳正人等前往總前委所在地,督促毛澤東進攻大城市、打AB團肅反。

  “羅坊會議”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換句話說,“羅坊會議”是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逼迫下召開的。

  4、關于“羅坊會議”

  “羅坊會議”是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逼迫下召開的。

  按照組織原則,這次會議本不必召開??偳拔椭醒胩嘏蓡T做出決定后,向下傳達貫徹就是了,但此時的組織秩序在中央的亂命下,已經變得十分混亂:“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宣布脫離總前委領導、直接受中央指揮,彭德懷紅三軍團絲毫不遑多讓,與李文林等人“一唱一和”。毛澤東能做的,就是殫精竭慮、苦口婆心、小心翼翼的說服、等待。

  “羅坊會議”上,毛澤東撇開其他一切,把精力全部放在說服李文林等和紅三軍團領導人方面,但也遭到了這些人的公然詰難。好在參加會議的地方黨領導人曾山、陳正人不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中人,反對李文林,支持毛澤東;好在大多數紅軍將領支持毛澤東,反對紅三軍團的一些領導人,毛澤東的主張才得以通過。

  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敢絲毫刺激李文林和紅三軍團領導人,也因而決然不會干涉已經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激烈反對、造謠污蔑的地方工作。因此,毛澤東在會議間隙,召集興國縣各個層次的農民召開土地工作調研會。“羅坊會議”結束了,毛澤東的調研會卻還在繼續。

  “羅坊會議”做出的聯合通告中,地方黨的任務部分,是李文林等地方黨自主的;紅軍的任務部分,在政治工作方面增加了一句“注意改組派AB團”,顯然也是李文林等督促的,并受到一方面軍其他領導人的支持。

  首先,毛澤東在會后,仍然一如既往的對打AB團肅反沒有絲毫表示,更沒有組織名義的表示。而且,毛澤東還多次深入鄉村調研,指出殺人過多的問題。也即毛澤東盡管也認為敵特情況堪輿,但鑒于中共中央和地方黨的肉刑殺戮政策風靡根據地,主要還是立足于糾正、遏制。

  其次,會后,一方面軍開拔,毛澤東離開部隊、坐鎮地方,繼續糾正被“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搞亂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而且,自井岡山洗黨經驗遭到造謠污蔑后,就小心翼翼的避免向其他方面直接談贛西南地方黨的內部問題了。湘東特委曾來信詢問,毛澤東回信中除了談土地政策、經濟政策外,其他情況讓湘東特委去看中央代表的信。

  第三、毛澤東坐鎮地方期間,不但基本遏制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瘋狂的肉刑殺戮,而且,也遏制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繼續頒布號召肉刑殺戮的動作。直到毛澤東離開地方回部隊,“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才又迫不及待的連續發布肉刑殺戮的“緊急通告”。

  也即,“羅坊會議”既不是一些人渲染的“民主”,更不是戴向青之流造謠污蔑的那樣。

  5、軍內肅反的由來

  從戴向青之流根據蕭克的回憶所渲染的東西可知,一方面軍內部的肅反,發端于1930年11月上旬,也即毛澤東坐鎮地方、朱德、彭德懷等各自率部活動期間。但是,結合其他人的回憶,可知真實情況為:這一期間,只有蕭克擔任師長的師和紅三軍團開打AB團,其他部隊并無這種現象。也即,除了蕭克外,紅一軍團的其他部隊并沒有開展打AB團肅反的活動。

  “文化素養高”、“有獨立思維”的蕭克,的確與眾不同。蕭克擔任師長的師,新兵較多,由于反對思想工作,開小差的很多,甚至還發生過“發謠瘋”的情況。因為蕭克對政治思想工作有著一貫性看法,因此,解決這種情況的手段便 “與眾不同”:故意采取總前委明令禁止的“連坐法”軍閥手段。被發現后,由政委張赤男出面承擔了責任。這樣的搞法,自然不但不可能解決開小差等問題,而且必然帶來反面效果。因此,蕭克擔任師長的師,置總前委部署的政治和軍事任務于不顧,什么也不干,對本部干部戰士專行肉刑殺戮之事,而且“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殺”,也就是必然了。——按照蕭克的回憶,“黃陂肅反”前,蕭克等已經殺了六十多個本部的干部戰士。

  也即,蕭克等是對追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戰士大開殺戒的第一人!

  紅三軍團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樣十分薄弱,也同樣不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因而,開小差的干部戰士屢禁不止。彭德懷等采取的措施,即是一方面在本部打AB團肅反,一方面聯系地方黨,要求地方黨對開小差的干部戰士當AB團打,并邀請地方黨派人到紅三軍團成立專門的打AB團肅反辦公室,幫助指導紅三軍團打AB團肅反。——彭德懷等紅三軍團領導人,是在蘇區發現AB團活動的第一人。早在3月間,彭德懷紅三軍團就發現了AB團的組織活動。

  彭德懷紅三軍團的較強的“獨立性”,助長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對抗總前委毛澤東的氣焰。

  紅一方面軍發生的上述一切,都是在毛澤東離開部隊、坐鎮地方期間發生的。

  6、突發的“黃陂肅反”

  1930年10月25、26日召開的羅坊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的調查會又繼續了五六天。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毛澤東匯總成《興國調查》一文。其中寫道:“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 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 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 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 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 那是危險的。 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 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 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

  也即毛澤東這個期間的心路歷程,正是貫徹“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初次高漲階段,也即決然不會像戴向青之流誣陷的那樣“輕信”。上面敘述的事實,也說明毛澤東不但沒有輕信地方黨,而且根本不信。——調研會結束后,毛澤東的言行,也說明毛澤東根本不信李文林等對AB團方面的匯報。

  10月30日,總前委會議確定了“誘敵深入”戰略。

  11月1日,毛澤東與朱德簽發“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命令。

  11月6日,總前委決定:朱德、彭德懷分別指揮紅一、紅三軍團主力東渡贛江, 向根據地轉移集結, 在永豐、南城一帶以戰備姿態開展工作。毛澤東離開部隊,坐鎮地方。

  11月7、8日,毛澤東率警衛員、秘書前往吉安,途中,在經過的鄉村做調研。

  11月12日,毛澤東出席贛西行動委員會擴大會議,重點指導土地分配工作。

  11月14日,毛澤東出席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會議,重點指導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

  在此期間,朱德、彭德懷分別指揮紅一、紅三軍團主力東渡贛江。“東渡贛江”后,紅三軍團、蕭克師,開始打AB團肅反。

  11月15日,毛澤東繼續出席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會議,重點指導“分青”和“租田”問題。

  11月19日,毛澤東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秘書謝維俊由吉安前往永豐的藤田,前去與紅軍主力會合。一路考察反圍剿戰略地理,發現紅二十軍一些領導人反對“誘敵深入”戰略,吉安縣戰備情況差,決定放棄在二十軍所在地東固一帶設置戰場的決定。

  11月21日,毛澤東途徑木口村,利用吃飯時間進行調研,指出胡亂殺人的問題。

  11月24日,毛澤東到達永豐縣沙溪,與朱德會合。毛澤東寫信給江西省行委,介紹一路調研的反圍剿準備情況,指出除水南區工作較好外,其他地區的工作都有不少問題,并曉諭江西省行委等組織工作方式。

  11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命令部隊開赴東固、南壟、龍岡地區集中待命。

  11月28日,發布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寧都縣黃陂、小布、洛口之線集結的命令。這個期間,彭德懷紅三軍團已經聯系地方黨對紅三軍團開小差的干部戰士打AB團,并邀請地方黨派人來紅三軍團成立打AB團的專門辦公室。李文林等地方黨召開會議,并于同日發出肉刑殺戮的“緊急通告”。同時,決定派遣李文林前往黃陂督促指導紅軍攻打大城市、打AB團肅反,派遣周高潮等人到紅三軍團指導打AB團。

  12月1日,毛澤東及總前委到達黃陂,并發布戰前“政治整軍”的命令,也即戰前政治動員。次日發布 “八個大勝利的條件”,讓干部戰士反復背誦,以此為契機激勵干部戰士。——有資料渲染,“八個大勝利的條件”其中有一條是“我們打了四千AB團”,果真如此的話,更能說明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軍內大規模肅反而又無法直接制止:一是四千AB團,是毛澤東不在一方面軍時朱德、彭德懷等領導打出來的;二是毛澤東宣布政治整軍、貫徹“八個大勝利的條件”,讓干部戰士反復背誦,明顯是為了遏制大規模的肉刑肅反。

  12月2日,紅三軍團打出甘隸臣等AB團,并押送甘隸臣等到紅三軍團所屬的各軍督促打AB團肅反。

  12月3日,紅三軍團團以上成立肅反委員會,營連排成立肅反小組。

  12月3日,總前委在李文林和彭德懷等將領的督促下,召開會議。會議上, “政治整軍”被扭轉為“肅反整軍”。同時,根據贛東特委、紅三軍團等獲取的敵特口供,結合朱德繳獲的AB團秘密名單,決定派人去省行委和省蘇府所在地富田幫助肅反。同時,根據獲取的多人指供李文林是AB團結合朱德繳獲的李文林父親資助AB團的親筆收條,決定對李文林拘押審查。

  此次會議,凸顯出毛澤東的無奈。

  第一、毛澤東貫徹堅決廢除肉刑政策(被某人稱之為“說說而已”),為了防止亂打亂殺,規定抓人須由團一級批準、殺人須由師一級批準。并明確表態:總前委不干涉。

  第二,由《羅榮桓傳》可知,羅榮桓在紅四軍仍然以毛澤東的“政治整軍”為主旨。

  全軍性的肅反,毛澤東表態總前委不干涉,足見毛澤東的無奈。也正是毛澤東“四面受困”下的無奈,總前委的規定也根本不被彭德懷等人放在眼里。尤其是“一貫不正派”者,趁火打劫。

  第一、彭德懷紅三軍團公然廢除總前委抓人須由團一級批準、殺人須由師一級批準的規定,把抓人殺人權下放到最基層。

  第二、時任紅三軍團某團政委的黃克誠,積極支持彭德懷等人對抗總前委的命令,本不具備殺人權,卻對本團追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戰士大興肉刑殺戮。

  第三,蕭克等更是極為突出。“那時候,我跟政委張赤男及各團干部沒干別的什么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對追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戰士打殺到手軟。

  7、關于李韶九

  李韶九,1926年入黨,深受林伯渠器重。1927年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被中央派回江西工作,擔任贛南特委委員兼特委軍事負責人。1928年初,被派往東固指導工作,是第一位被派到東固及贛西南一帶指導武裝革命的特委級別的領導干部。來到東固后,被當作敵特嫌疑吊打了幾天,硬是挺了過來,不久即指導幫助贛西南成立第七第九縱隊并擔任第九縱隊縱隊長。隨即主持草創紅二團,并擔任紅二團第一任團長。1928年7、8月,李文林回到贛西南,以贛西特委秘書長的身份,再次組編紅二團,并擔任團長、黨代表、書記,李韶九受到排擠。

  受到排擠的李韶九,其威望仍然極高,與李文林一起,并稱“二李”。國民黨江西省當局,提到贛西南紅軍,也稱“共匪李文林、李韶九”。—— 1936年毛澤東回憶往事說“1928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游擊隊”,并非一些人所篡改的是“誤”提到李韶九,而是“誤”提到李文林。因為1928年春,李文林還不知在哪兒呢,而是李韶九等人在領導,而李韶九當時的黨內地位和軍內地位最高:黨內是贛西特委委員兼特委軍事負責人,軍內則是第九縱隊隊長并隨即擔任紅二團團長。

  1929年5月,李韶九接替李文林,再次擔任紅二團團長。1930年1月,李韶九接替李文林紅六軍軍委委員兼第一縱隊政委的職務。

  從留存的這些歷史資料看,即使李文林到來后,李韶九在被排擠的情況下,在贛西南地方紅軍中的地位,也始終緊追李文林,也即始終是贛西南地方紅軍的“一、二”號領導人。

  李韶九擔任紅六軍軍委委員和第一縱隊政委時期,以“李文林式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郭承錄一些人,向中央特派員劉作撫敘述李韶九“戰前動員勇敢、戰時怕死”;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則直言李韶九為政委的一縱隊,政治、軍事工作都十分優秀,是紅六軍“軍政雙優”的主力部隊:“一縱隊的政治影響甚好,與群眾接近而又能和敵人作戰,甚得群眾的擁護,敵人的恐怖”。——郭承錄等“領導”影響下的評價與“群眾”的評價如此天壤之別,似乎應該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領導集團”別樣心理,再“甚得群眾的擁護”,也是沒用的,李韶九只能被“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排擠出去。

  戴向青之流把蕭克對李韶九父子的敘述當圭臬,而完全撇開歷史的真實。要知道,當時的蕭克,軍內地位低于李韶九幾個等級(李韶九副軍級,蕭克團級),威望更無法及得上李韶九于萬一。

  綜合各種資料看,李韶九被排擠出去,是李文林領受李立三、項英等人的指示回到贛西南后的結果。紅二十軍的組建,與此也不無關系。

  第一、李韶九確乎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軍內排擠的主要對象。

  第二、組建紅二十軍,軍長政委的人選繞不開李韶九。李文林來到贛西南前,李韶九是贛西南軍事第一號人物。李文林來到贛西南后,李韶九也是緊追李文林的軍事上的第二號人物。組建紅二十軍,繞開李韶九,而派其他人擔任軍長政委,顯然說不過去:二十軍后來的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都曾是李韶九的部下;部下都軍長政委了,李韶九繼續擔任六軍一縱隊政委,太過扎眼。

  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李韶九便只能去總前委報到了。但是,李韶九在總前委總政治部的任職,與戴向青之流戟指毛澤東的造謠污蔑恰好相反,即李韶九不但沒有受到“重用”,而且,就級別而言,反而有所降低,降到與何篤才這樣的人一個級別了:李韶九任政務科長兼秘書長,何篤才是總務科長。

  后來成立肅反委員會時,總政治部任命李韶九擔任這一職務,派李韶九去富田幫助地方肅反,則是總政治部遴選的必然結果。

  首先,各種敵特活動,主要以贛西南地方為主,擔任肅反委員會職責和幫助地方肅反,必然會遴選熟悉地方情況的干部,而李韶九是唯一長期在贛西南地方和軍隊領導工作之人。

  其次,擔任肅反職責和幫助地方肅反,必須由在地方上有極高威望的干部負責??傉尾績?,即使總政治部主任楊岳斌,也無法與李韶九相比。

  李韶九更不是戴向青之流所說的“善于逢迎拍馬”之人。跟著林伯渠時,李韶九不善于“逢迎拍馬”;在贛西南地方和紅軍中工作期間,更不善于“逢迎拍馬”;到總政治部忽然變成了“善于逢迎拍馬”?尤其是,后來的項英時期,李韶九仍然不善于“逢迎拍馬”;周恩來時期,李韶九也不善于“逢迎拍馬”;博古等教條宗派時期,李韶九更不善于“逢迎拍馬”!唯獨對毛澤東“善于逢迎拍馬”?——文化流氓之喪盡天良之惡毒,可見一斑矣。

  李韶九也不是毛澤東所派,更非毛澤東直接領導。戴向青之流的篡改歷史,是明火執仗的故意。毛澤東宣布總前委不干涉,肅反由總政治部領導。李韶九既是總政治部遴選的肅反主任,也是總政治部派遣到富田幫助肅反的。——尤其是,戴向青之流“臆造”出李韶九攜帶的“總前委指示信”。

  在富田,李韶九也不是有著決定權之人,決定權在省行委的手中。李韶九更沒有指揮士兵對省行委和省蘇府進行搶掠。對段良弼等的審訊,李韶九也不是主角,主角是曾山、陳正人等省行委領導。但是,不管誰是“主角”,都不存在戴向青之流造謠污蔑的什么“打雷公、燒陰戶”的行為。

  在這個問題上,戴向青之流可謂失心瘋。

  首先,在明確了解審訊段良弼的主角是曾山等人的情況下,閹割歷史,污指李韶九一人。

  其次,在十分了解一旦遭受“打雷公、燒陰戶”這些肉刑“重者立斃、輕者臥床數月”的情況下,在明確知道段良弼等所有人都“活蹦亂跳”的情況下,仍然造謠污蔑。

  李韶九去東固前,也沒有槍斃四十多人:李韶九沒有這個權力。按照戴向青之流否定歷史史料的邏輯,即,戴向青之流也無法提出一個被槍斃者的名字。——也即, “雙重邏輯”和明火執仗篡改歷史,是戴向青之流的最主要手段。

  無論在富田還是東固,李韶九也沒有戴向青之流造謠污蔑的“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殺”,劉敵就是個突出的例子。——這樣干的,是“歷史上一貫不正派”之人。

  這個階段,蕭克、黃克誠都是具有決定權之人,李韶九卻不具備決定權。蕭克殺了多少人?沒有殺人權的黃克誠殺了多少人?即令李韶九像戴向青之流造謠污蔑的那樣“殺了四十多人”,怎么能比得上這個階段的蕭克、黃克誠?——也即,即使不是李韶九,換成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兩樣:中共中央和江西省行委公開頒布號召肉刑政策的情況下,毛澤東廢除肉刑政策無法執行的情況下,任何人承擔肅反的職責,都不會比李韶九更好,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項英時期的李韶九,在項英等的運作下,毫無疑問產生了一定的心理因素。

  首先,項英是支持、推行肉刑的“中央主要領導”之一,李韶九就是在執行項英等人的政策,項英卻站在“裁判者”的位置,開除李韶九黨籍。在項英的“組織”威勢下,李韶九無論如何都會反詰。周恩來時期,給李韶九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李韶九就始終反詰,斥責周恩來等人是把他當成“異己分子”。也是在李韶九反詰的情況下,項英無以言對,才取消了開除李韶九黨籍的決定,并委任李韶九擔任江西省肅反委員會主席一職。

  其次,項英時期,掀起了更為瘋狂的“肅反中心論”的肉刑殺戮。肉刑之泛濫和名目眾多,遠非李韶九等在富田能比。

  尤其是,周恩來到來后,跟項英一樣批評“亂打亂殺”的同時,推廣肉刑政策。

  也即,李韶九不再承擔肅反的職責后,一直到蘇區被教條宗派及其擁躉徹底敗掉,這一時期,肉刑殺戮達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處分李韶九的項英、周恩來,那個不是主要責任者之一?

  也即,在中共中央嚴厲排斥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積極推廣肉刑政策的情況下,承擔過肅反職責的人,沒有人比李韶九更好。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也即,承擔肅反職責者,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急迫環境之下,更由于在錯誤的文化導向的情況下,都會發生 “錯整”乃至“錯殺”的事情。即使在“正確路線”之下,也不可避免的會發生“錯整”的情況,只是杜絕了“錯殺”。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肅反領導者及其隊伍的專業素質,二是認知的文化理念,三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著“一貫不正派”之人的趁火打劫,等等。

  也因此,在錯誤文化的導向下,承擔肅反職責的人,既居功至偉(消除了內部敵特因素),又 “雙手沾滿了同志的鮮血”。在正確的文化導向下,承擔肅反職責的人,則必然得罪許多人。概莫能外。

  但是,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共革命的歷史進程,就是一個糾錯和逐步建立高尚文化體系(毛澤東文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這一過程中發生的負面現象,是應該用真實的史實反映中共革命掙脫舊文化、樹立新文化的艱難歷程,還是以篡改歷史、雙重邏輯的手段夸大、渲染這些負面并泯滅進步的歷史?

  戴向青之流的問題還不在于此。其明火直仗篡改歷史、雙重標準的目的,妖魔化中共烈士李韶九的目的,意在戟指毛澤東這個最偉大的圣潔者。

  8、項英、周恩來等破壞了毛澤東的肅反路線,而不是“糾正”毛澤東

 ?、?、對照項英“馬列主義方式”解決“富田叛亂”前后的主張和行為,一百個李韶九也趕不上項英,周恩來曾揭露項英時期“中心關鍵在反毛”,事實確乎如此。

  來蘇區前,項英既是肉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也是積極支持肉刑的主要“中央領導”之一。“馬列主義方式”解決“富田叛亂”后,項英更是瘋狂推行“肅反中心論”、推行肉刑殺戮的蘇區最高領導者。周恩來到來后,項英也是最主要的肉刑政策推廣者。并趁毛澤東在前方之際,與周恩來等人初步廢除了毛澤東制訂的肅反法律法規,把殺人權下放到縣一級。

  何也?

  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澤東制訂的法律法規,把殺人權收回到中央政府隸屬的“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剝奪了其他部門的殺人權,剝奪了肅反部門的殺人權。想殺人,必須通過最高法庭的審判,必須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的審批。——這一治本之策,嚴重妨礙了蘇區中央局肉刑肅反政策的推廣,嚴重剝奪了蘇區中央局“生殺予奪”的大權。

  被毛澤東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贛西南革命的開創者和領導者,就是在初步廢除了毛澤東制訂的法律法規后,被蘇區中央局下令殺掉的。

  博古、張聞天等教條宗派及其擁躉來到蘇區后,項英是其最主要的擁躉者。張聞天等徹底廢除毛澤東制訂的肅反法律法規,推行“無法無天”的肉刑殺戮政策,項英也是最主要的擁躉者。

  中央蘇區被教條宗派及其擁躉敗掉后,留守蘇區的項英,在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布的指令下,在張聞天以“人民委員會”名義發出的指令下,對留守的紅軍部隊大開殺戒。——留守蘇區的紅軍部隊,很大程度上是被項英等人殺垮的!

  歷史只留下項英長期破壞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殺人要慎重的政策,從這個角度講,的確是項英“糾正”毛澤東。

 ?、?、周恩來跟項英走了同樣的路

  周恩來來到蘇區,首先解決的是肅反問題,但卻朝著毛澤東政策相反的方向解決,也即朝著破壞毛澤東制訂的法律法規的方向解決。

  《蘇區中央局肅反決議案》,跟項英并無二致: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隱晦的反對毛澤東制訂的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殺人權收回最高法院的法律法規,也即推行混亂的肉刑肅反政策。同時,恫嚇毛澤東下令停止肅反的做法是“幫助敵人”。

  被蕭克感嘆的“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被拍馬屁拍到馬腳上的高華明火執仗篡改歷史挪到李韶九身上的,正是“1932年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報告”……也即周恩來到蘇區幾個月后的江西省委的報告。

  要知道,周恩來來到蘇區時的情形,與項英來到時有著很大不同。周恩來到蘇區時,毛澤東對狂亂的肉刑殺戮肅反已經進行了完全徹底的糾正,并完全走上了正規。

  第一、毛澤東下令閩西停止肅反,并撥款善后,撫恤被錯殺者的家屬。——《蘇區中央局肅反決議案》中為此恫嚇“停止肅反”是“資敵”。

  第二,毛澤東以中國革命最高政治領袖之尊,主持制定出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把殺人權收回到最高法院的法律法規,剝奪了其他各級部門和肅反部門的殺人權,把混亂的肅反徹底納入了正規。

  也即,按照毛澤東制訂的肅反法律法規,肅反亂象必然被根除。

  ……

  也即,周恩來同樣極大的破壞了毛澤東的肅反政策,跟項英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講,的確是周恩來“糾正”了毛澤東。

  戴向青之流明火執仗的篡改歷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竟然篡改出項英、周恩來“糾正”毛澤東這種顛倒黑白的東西。

  應該說,不管是周恩來、項英等“中央領導”,還是黨政軍各級領導,集體不理解甚至嚴厲反對毛澤東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政策,也是情有可原。

  一是革命初期,對革命文化的認知還處在初步階段。

  二是“內奸”的危害性極大。

  三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經過蘇聯培訓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蘇聯“克格勃”系統的影響。

  四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那時所流行的肉刑手段,都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

  五是國民黨極其殘忍的手段激起革命領導者和革命者難以抑制的仇恨情愫,懷著強烈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樸素感情。

  畢竟,人類只有一個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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