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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外向型經濟”的誤區

左大培 · 2020-01-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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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經濟”只在某些時期對某些國家是比較好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另一些時期特別是對另一些國家卻可能是不利于經濟持續發展的有害政策。特別是對于今后的中國來說,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弊大于利,已經到了徹底放棄它的時候了。

“外向型經濟”的誤區

  有兩種有害于中國今后發展的錯誤觀點,其中之一主張盡可能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另一個則主張盡可能增加流入本國的外國資金。這兩種主張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它把吸引外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看成是高速發展經濟的唯一途徑。

  本章的目的就是說明,這樣的“外向型經濟”絕非高速經濟發展的萬應靈藥。這種“外向型經濟”只在某些時期對某些國家是比較好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另一些時期特別是對另一些國家卻可能是不利于經濟持續發展的有害政策。特別是對于今后的中國來說,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弊大于利,已經到了徹底放棄它的時候了。

  第一節  自相矛盾的對外經濟政策

  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一批東亞國家取得了經濟發展上的“東亞奇跡”,靠高速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除了日本以外,這些東亞國家大都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大量引進外國資金,它們因此而成了本章所說的“外向型經濟”的典范。到20世紀80年代,這些國家的作法成了發展中國家爭相學習的榜樣,“外向型經濟”因此也就成了落后國家高速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在許多人心目中,“外向型經濟”簡直就是發展經濟的萬應靈藥,它在發展中國家絕對地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但是實際上,本章所說的這種“外向型經濟”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部矛盾。不過在論述這種內在的自相矛盾之前,我們先要說明本章所說的“外向型經濟”與自由貿易政策、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

  我們所說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主張盡可能增大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在這一點上它與自由貿易的主張有共同的內在精神。但是“外向型經濟”的主張又不同于自由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政策是貨真價實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部分,其核心思想是盡可能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在對外經濟關系上就是盡可能消除政府在對外經濟往來上的干預,使各國的對外經濟往來自由化。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戰略卻主張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增大對外的經濟往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光有貿易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可能還不夠,還需要許多其它的政府干預,這些政府干預可能恰恰不合乎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的精神。政府的一些鼓勵出口的特殊政策、為吸引外資而給外國資本的特殊優惠,都是這樣的不合乎經濟自由主義精神的干預。

  保羅·克魯格曼綜合了國際上的許多研究成果,認為取得了“東亞奇跡”的那些國家從未遵循過完全的自由貿易政策,只不過它們比那些實行進口替代的發展中國家保護得少,更接近自由貿易的政策而已。這個經驗的事實也證明發展“外向型經濟”并不意味著實行自由貿易,也不意味著簡單地貫徹經濟自由主義。

  基于此,我們可以概括“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合乎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層含義,它確實致力于增大全球性的經濟往來,增加全球各國之間的貿易和資本流動。20世紀最后10年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努力所推動的。但是“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全球化的第二層含義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層含義的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政府實行全球性的商品和資本流動自由化政策,意味著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不必定意味著對外經濟關系的完全自由化,它往往要求相當強的政府干預。

  至于“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包含的內在矛盾,我們可以拿東亞國家的事例來加以說明。

  東亞各新興工業化國家都以實行“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而著稱。不過這種“外向型經濟”到底有什么含義,其實對不同的國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廣義的理解可以把“外向型經濟”看成是一種出口導向的經濟:整個國家實行“出口替代”的發展戰略,靠各種鼓勵和保護措施發展以制造品為主的生產和出口,由此來發展經濟。長遠看來,出口的增加必將導致進口的增加,因此這種意義上的“外向型經濟”必然意味著盡力提高對外貿易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應當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在內,實行的都是這種廣義的“外向型經濟”。

  一般人都把這種意義上的“外向型經濟”與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內向型經濟”相對立。“進口替代”指的是通過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發展國內消費品或制造品的生產,以取代原先需要進口的同類產品。如果在實行“進口替代”時不相應地增加其它的進口,“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最終必將導致出口和進口都下降,降低對外貿易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形成對外貿易比重較低的“內向型經濟”。

  但是除了臺灣等地的少數例外,東亞大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所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是一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它比上述的廣義“外向型經濟”多了一層含義:這種“外向型經濟”盡力吸引外國資金流入本國,用以發展實行“出口替代”的產品生產和出口,并且在出口和進口并行增加的基礎上盡力提高對外貿易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歷來被視為實行這種“外向型經濟”的典范。近年來有一種要全球的發展中國家都照搬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思潮,似乎這種含義的“外向型經濟”成了發展經濟的萬應靈藥。而本章所討論的主要就是這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

  實際上,這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有著很大的缺陷,它絕不是發展經濟的萬應靈藥。

  首先的缺陷來源于:這種“外向型經濟”嚴重依賴國外的資金,要求長期的外國資本凈流入,而長期的外國資本凈流入實際上并不利于出口的盡快增長。大量利用外資與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有著內在的矛盾。

  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原理,只有當經常項目有逆差時,一個國家才能夠真正吸收和使用國外的資金。從一國的國際收支上說,外國資金流入表現為資本帳戶的順差,但是資本帳戶的順差必須靠經常項目的逆差或外匯儲備的增加來平衡。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資金的流出。如果資本帳戶的順差是靠外匯儲備增加來平衡的,流入一國的資金就會又流回國外,該國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吸收國外的資金。因此,只有當資本帳戶的順差以經常項目的逆差來平衡時,一國才真正吸收了國外的資金。

  但是經常項目的逆差通常意味著一國的進口大于出口。進口大于出口一般又反映了一國的國內需求大于國內的總供給。在這種情況下,該國的經濟增長與其說是由出口拉動的,還不如說是由本國的內需拉動的。在這樣的經濟增長動態中,出口的積極作用只是表現在它跟著進口的增長而增加,從而提供了補償流入的外資所需要的外匯資金。由此看來,至少在短期中,引進和利用外資是與以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互不相容的。

  一國的資本凈流入會使該國貨幣的匯率上升到高于能使該國進出口平衡的水平以上,從而造成經常項目的逆差。韓國和泰國等東亞各新興工業化國家長期處于這種狀況,最終導致它們陷入了嚴重的貨幣金融危機。問題在于這些國家為什么長期容許它們本國貨幣的匯率高估和經常項目有巨額逆差。答案很明顯:是為了吸收和使用國外的資金。顯然東亞各新興工業化國家是有目的的長期容許它們本國貨幣的匯率高估和經常項目有巨額逆差的,這個目的就是由此來引入大量外國資金。它們的如意算盤是,靠外向型的高速經濟增長所增加的出口來創造歸還國外資金(包括償還外債和外資撤走)所需要的外匯。韓國曾經成功地使用了這種經濟發展戰略達幾十年之久。

  但是這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很容易由于兩個原因而失?。?/p>

  如果本國貨幣的匯率長期過高,則這樣過高的匯率本身實際上是鼓勵進口、抑制出口的。因此,一貫的外資凈流入并不利于發展一國的出口和增加其外匯收入。這就意味著,東亞各國大量引進外資的經濟發展方式實際上是與它們發展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的目標相沖突的。

  另一方面,無論是一國的政府、該國的本國企業還是外國的投資者都不會有那樣足夠的能力,把該國現在借入的外債和將來的進出口控制到那一規模,以致該國將來的出口真的能保證它的經常項目順差恰好足以提供足夠多的外匯,不多不少正好有把握償還現在所借的外債。一旦發展出口賺取外匯的目標沒有達到,實行狹義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國家就會由于掙不到足夠多的外匯收入去償還外債而陷入國際間的支付危機。泰國、韓國等國1997年的貨幣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爆發的。

  一方面要真正在實際上引進外國資金,另一方面卻想以出口增加帶動國內經濟增長,這兩個目標是相互沖突的。這是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自相矛盾之處。

  當然,實行廣義“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并不一定會實行我們所說的這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這也就是說,以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并不一定會同時從國外凈吸入資金。它們可以在靠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向國外輸出資金而不是從國外凈引入資金。日本和臺灣在很長時期中走的都是這樣一條道路。它們靠快速增加出口來維持經濟持續增長,在這一過程中長期保持著巨額的經常帳戶順差,同時以外匯儲備的增加、甚至資本的凈流出來平衡這一經常帳戶順差。在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出口真正起到了帶動國內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向外凈輸出資金來擴大出口的經濟才是真正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上У氖?,這不是今日中國大多數人所談論的那種“外向型經濟”,因而也不是本書所要批評的那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

  第二節  外向型的限度

  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的另一個更重要的缺陷是:它也同樣可能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個經濟中的效率,延誤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這種缺陷的原因在于,片面追求狹義的“外向型經濟”最容易導致整個經濟的“過度外向型”,而這種過度的外向型經濟與過度的內向型經濟一樣,也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個經濟的效率。

  我們這里所說的經濟外向型的程度,其主要的衡量標準就是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一國經濟對進出口的依存度——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按照“外向型經濟”信奉者們的看法,“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唯一最優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意味著,一國的進出口依存度越高越好,對外貿易增長的速度越快越好。對外貿易增長的速度越快,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必然越高。

  其實迷信外向型經濟的危險也就在這里。本節后面的分析會說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有一個最適度的對外貿易規模,從而有一個最適度的進出口依存度。實際的對外貿易規模比它小是不好的,比它大也同樣是不好的。在這種最適度的對外貿易規模和最適度的進出口依存度下,長期中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最高。而這樣一個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對外貿易規模絕不會是越大越好,“過度的外向型”、過大的進出口依存度也是一種災禍。

  當然,所有追求廣義的“外向型經濟”的國家都可能產生過度外向型的經濟。即使一國不實行狹義的“外向型經濟”,而是把出口導向的增長與凈輸出資本結合起來時,也是如此。

  過度外向型經濟的主要標志是對外貿易占整個經濟總產出的比重過高,或者至少進口或出口占總產出的比重過高。

  綜合正統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可知,衡量一個經濟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比重是否過高的標準,應該是一種靜態的國際經濟均衡狀態。這種國際經濟均衡狀態的基礎,應當是一種使各國的進出口都達到平衡的匯率結構,在這種各國都進口等于出口的匯率結構下,每個國家都出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在這個基礎上,各國之間資本盈利率的差別造成了國際資本流動,它使流入資本的國家進口增加,流出資本的國家出口增加,并且可能使流入資本的國家貨幣升值,從而進口進一步增加、出口減少,形成實際的資本流入,造成有資本流動的靜態國際經濟均衡狀態。

  在這種國際經濟均衡狀態下,一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等于其資本凈流入,而它的資本凈流入狀況則取決于它與國外相對的資本盈利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對外貿易占總收入的比重,是在相對成本差別決定的對外貿易的基礎上,結合與國外相對的實際的資本盈利狀況而決定的。這是一個使整個經濟的效率達到最高的最優外向型比例;而在這種國際經濟均衡下的進口與總產出的比例是“最優的進口比例”,這時的出口與總產出的比例則是“最優的出口比例”。偏離這一比例的其它比例,無論是“過度內向型”的過小比例還是“過度外向型”的過大比例,都是降低整個經濟的效率的。這恰恰是根據正統的國際經濟學理論所可以得出的結論。

  根據正統的國際經濟學理論,我們應當反對偏狹的“過度內向型”經濟,因為它偏離了這些最優比例;但是我們同樣必須反對“過度的外向型”,因為它也同樣偏離了上述的最優比例,從而會降低整個經濟的效率。

  我們可以說,正統國際經濟學在確定最優的對外依存度時,所依據的理論原理可能不對,但是最優的對外依存度本身是肯定存在的。偏離了這個最優的對外依存度不僅意味著扭曲了資源配置,而且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降低了長遠的發展速度。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對外貿易所占比例過大是不利于一國的經濟發展的。

  造成對外貿易、進口或出口比重過高的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政府給予進出口以特殊的優惠,從財政補貼、減稅一直到直接指令性的信貸和實物資源的支持;第二個原因就是外資特別是外債的流入和流出。從理論上說,這兩個因素都可能使一國經濟偏離上述的最優比例,從而降低其效率。

  如果在國際經濟均衡的基礎上,一國政府通過財政或信貸方式給出口大量補貼,就會進一步增加其出口;出口的增加會使該國貨幣的匯率上升,從而使該國的進口也增加。進出口都增加當然會使該國的對外貿易比重高于最優外向型比例,形成“過度外向型經濟”。這種過度外向型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可以近似地用實際上給予出口的補貼來衡量。在東亞各國的那種政府干預很多又有意識地追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經濟中,這樣一種過度外向型經濟是完全有可能出現的。

  不過,更可能造成過度外向型經濟的是上述的另一個原因:國外資金的過多的凈流入和凈流出。在上邊所說的那種真正的國際經濟均衡狀態下,一國的資本凈流入狀況取決于它與國外相對的資本盈利狀況。這種狀況下的那個資本凈流入量是使整個經濟的效率達到最高的最優資本流動量。凈流入的國外資金比最優流入量大會造成過多的凈進口,使進口占總產出的比例高于最優進口比例,凈流出國外的資金比最優流出量大會造成過多的凈出口,使出口占總產出的比例高于最優出口比例,二者都會造成某種“過度外向型”的經濟。

  更重要的是,過多的資本凈流動本身就會造成過大的對外貿易規模。只要資本凈流出國存在著過剩的生產能力,資本流出國的企業完全可以在本國購買設備和原材料,然后將其出口到流入資本的國家進行海外投資。這樣以實物進行的投資不要求進行貨幣兌換,不會影響兩國間的貨幣兌換率,甚至可以完全不影響兩國間的實際匯率,從而不會影響兩國之間原有的進口和出口。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流出完全變成了流出國的出口增加和流入國的進口增加。

  一般地說,資本流出或多或少都會造成這樣的后果。當一國向另一國流出的資金采取貨幣形式時,它當然會在以貨幣形式流動時使流出國的貨幣貶值。但是,只要這種流動是表現在實物上的真正資本流動,流入資金的國家就必定要增加從流出國的凈進口。流入國的貨幣因此要兌換流出國的貨幣以購買其產品,這種貨幣兌換本身又使資金流出國的貨幣相對升值。這樣,這種實際的資金流出過程使資本流出國的資金經過了兩次貨幣兌換:一次兌成流入國貨幣,使流出國貨幣貶值,另一次又兌成流出國貨幣,使流出國貨幣升值。最后的凈結果是升值還是貶值是不能先驗地斷定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總的貿易規模會增大,因為兩國間的貿易量增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流入資本的國家用流入的資金購買資本流出國的產品時,資本流入國在任何實際匯率上的國際購買力都增加,這本身就增加了資金流出國的出口和流入國的進口。這是實際的資本流出增加國際貿易的“非匯率效應”,因為它的作用與實際匯率對貿易的影響無關。

  凡是實行廣義的“外向型經濟”的國家都可能出現上述的這些情況。而實行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的國家的真正特殊之處,在于它是通過過多地吸引外國資金流入而造成對外貿易上的“過度外向型經濟”。

  當然,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我們幾乎無法精確地判斷一國的最優資本流動量到底是多少,從而很難斷定現實的國外資金凈流入量是否已經大于最優的資本流入量。但是從事后的角度反倒可以提出一個幾乎萬無一失的標準——只要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發生了不能償還外債的危機,我們就可以斷定它的經濟是或者將會是過度外向型的:它在外資凈流入時進口過多,從而進口占總產出的比重過高,而在靠資金凈流出償還外債時則出口過多,從而出口占總產出的比重過高。在這樣一個先過度借債再被迫還債的過程中,該國的對外貿易占整個總產出的比重平均起來在整個時期中一般地會過高,從而使它的資源配置偏離了最優的國際經濟均衡。這是因為償債危機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標志,表明該國早先借入外資的數額太多,大大多于它與國外相對的資本盈利狀況所決定的那個最優數額即資本的最優流入量。

  當資金的流出流入都要通過貨幣市場來進行本幣與外幣的兌換時,過多的國外資金凈流入會使本國貨幣的匯率過高,從而增加進口、減少出口,以實現更多的資金凈流入;過多的資金凈流出國外會使本國貨幣的匯率過低,從而減少進口、增加出口,以實現更多的資金凈流出。如果資金的國際流動只是這種單純的貨幣資金流動,那么更多的國外資金凈流入或更多的資金向國外凈流出究竟能否增加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一個先過度借債再被迫還債的過程能否提高整個時期中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這要取決于在國際經濟均衡的匯率水平基礎上匯率上升和下降時進口的變動與出口的變動哪一個更大些。

  這里會出現種種復雜的情況組合,無法簡單地一概而論。但是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當國外資金凈流入過多從而本國匯率過高時,一國的進口會過多;當資金凈流出國外過多從而本國貨幣的匯率過低時,一國的出口會過多;而當一國先過度借債再被迫過多地出口還債時,由于該國承擔了過多的利息負擔,在這一過程的整個時期中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很可能會過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資本的國際流動總的來說增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這個原因就是前邊所說的實際的資本流出增加國際貿易的“非匯率效應”。

  綜合國際資本流動對貿易的上述兩種效應,實際的、真正的國際資本流動本身會增大國際貿易規模。

  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指出,資金的支配者們常常會對一國的盈利前景作出錯誤的預期。這就使一國的資本凈流入量常常會偏離最優的資本流入量。而在實行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的國家,政府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國外資金,常常盡量制造高回報的印象,這就特別容易使國外投資者形成錯誤的過高盈利預期,從而特別容易造成資金先過度流入再過度流出的過度外向型經濟。在1997年的貨幣金融危機前后的一段時期中,東亞的各個新興工業化國家都變成了這種類型的過度外向型經濟。

  在衡量一個“外向型經濟”是否“過度”時,關鍵的一個因素是判明它吸引外資是否過度。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應當明確:任何國家吸引外資都有一個合理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吸引外資將會降低整個經濟的效率,并且最終引起國際性的貨幣金融危機。而一國吸引外資的合理限度則是由該國國內的資本盈利率與國外的資本盈利率的差別決定的。

  當然,過度的外向型經濟雖然降低了當前的經濟效率,如果它能夠提高一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長遠看來它可能仍然值得實行。但是,下一節的分析將說明,對于落后國家來說,外向型經濟并不能在任何條件下都使經濟發展速度達到最高。這也適用于我們前邊說過的廣義的外向型經濟。

  1997年東亞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貨幣金融危機已經宣告,靠狹義的“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然,這個危機本身還不能證明“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已經失敗,因為前邊我們已經說過,東亞國家靠高估本幣匯率造成經常項目逆差來引進國外資金的做法,寧可說是與廣義的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相沖突的。盡管如此,這次的貨幣金融危機也是一個征兆,它預示著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戰略很快將陷入困境。從那以后到今天的事態發展其實都在警告我們:即使是廣義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也快要走到頭了。

  尤其是對我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想通過不惜一切代價地擴大出口和對外貿易來實現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那更是在追求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就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已經很高,我們有理由認為它已經過高。這也就是說,中國在過去這些年中也已經受到了“過度外向型”之害。

  一般來說,一國的對外貿易額占其GDP的比重(進出口依存度)取決于國家的大小(特別是人口的多少)、經濟發展的水平等因素。

  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其它條件不變,國家越大進出口依存度越小。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在1951-1996年,城市國家新加坡的年平均進出口依存度超過130%,小國韓國的進出口依存度超過30%,而大國美國的進出口依存度一般都在20%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進出口依存度也越小。同是大國,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日本1981-199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為12.4%,發展中國家印度1961-197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為3.8%。

  除此而外,如果一國計算其對外貿易金額的貨幣不是其本國貨幣的話,則該國貨幣對這種對外貿易中的計價貨幣的匯率也影響其進出口依存度的統計值,而一國匯率的高低又體現在該國的對外貿易差額上。這樣,就使一國長期有對外貿易順差時統計上的進出口依存度高,因為該國貨幣在將對外貿易額換算為本國產出時被低估了。而長期有對外貿易逆差的國家統計上的進出口依存度低。

  中國從土地面積和人口兩方面看都是比美國和日本都要大的大國,經濟發展程度又遠遠低于美國和日本,因而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最多也不應當高于美國和日本。但是美國1995年進口占GDP的比重(進口依存度)為10.6%,出口占GDP 的比重(出口依存度)為8.1%,總的進出口依存度不到19%;而同年我國的出口依存度為21.3%,進口依存度為18.9%,總的進出口依存度超過40%,比美國的比例高一倍多!

  當然這里有一個不可比因素:那年美國有巨額對外貿易逆差,匯率因素會壓低它的進出口依存度;而中國則有大量貿易順差,匯率因素會抬高它的進出口依存度。但是即使把匯率因素綜合起來加以考慮,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仍然過高:日本1996年有巨額貿易順差,按理說那年美元對日元的匯率應當是過高的,這應當會高估日本的進出口依存度。但是按當年1美元兌換108.89日元的平均匯率計算,那年日本的進口依存度為7.6%,出口依存度為8.9%,進出口依存度總共不過16.5%,仍然低于中國一半多。而且日本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都比中國小得多,進出口依存度本來應當比中國高。

  從中國自己的情況看,1993年中國出現了對外貿易逆差,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可以說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也達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幾乎整個80年代中,中國也一直有對外貿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國總的進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間,仍然高于美國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根據系統的分析,其國家大小可以與中國相比的美國、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國1951-1996年的經驗表明,這樣大小的國家的出口依存度應保持在8-9%之間,進口依存度應保持在7-8%之間,整個進出口貿易的依存度則應當保持在15-17%之間。按照上述國際經驗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這樣的國家正常的進出口依存度應該是20%。即使考慮到中國的一些特殊情況,我們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30%這樣高的進出口依存度對中國來說絕不會是一個偏低的進出口依存度。目前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不僅過高,而且高于正常水平過多。

  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首要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

  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會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導致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中國出現過度外向型問題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多年來給了出口和加工貿易的進口原料、零部件以過多的政策優惠。我國多年來對出口一直有過多的政策優惠,直到現在還力圖以盡可能高的出口退稅來刺激出口。對進口雖然名義上實行高關稅,但是卻一直有許許多多減免關稅的政策優惠,以致對進口的高關稅行同虛設。此外,我國還給了加工貿易以過多的政策優惠。例如,國內流通的商品一般要繳17%的增值稅,而加工貿易的進口料件和出口產品卻可以免繳增值稅。這樣的政策優惠扭曲了資源的配置,把本來可以由中國人民自己消費的財富白送給外國人享受,長遠看來也不利于本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第三節  不成功的發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以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從50年代開始出現了“經濟奇跡”。以后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從60年代中期開始也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在短短幾十年中從落后國家和地區發展為人均GDP接近了發達國家水平。這著名的“亞洲4小龍”也是靠增加出口來帶動經濟發展。這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很快就使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成了高速經濟發展的金科玉律。

  此后,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也仿效“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也取得了不錯的經濟發展業績。這更堅定了許多人對出口導向經濟增長的迷信,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外向型經濟”成了唯一可能成功的經濟發展道路。

  實際上,歷史經驗早就證明,“外向型經濟”并不是一條成功的經濟發展之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靠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完成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只有亞洲的日本和東亞“4小龍”。而大的發達國家完成其經濟發展的歷史和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受挫的教訓,都不能證明“外向型經濟”是一條成功的經濟發展之路。

  本書第七章的歷史概述已經說明,大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嚴重落后于別國時,都是靠保護本國的制造業而發展經濟的。當然,對本國制造業的這種保護是可以與大力增加出口相一致的,這就是歐洲歷史上有名的重商主義政策。英國就是這樣在保護本國制造業的前提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從而成功地發展了經濟。但是美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都主要依靠開發本國市場。特別是美國,它走的是典型的內向型的經濟發展道路。這也就是說,幾個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主要通過內向型的道路而完成經濟發展。就是英國那樣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國家,使它能夠成功地發展經濟的主要也不是大力增加出口,而是保護國內的新興產業。

  拉丁美洲各國則是“外向型經濟”使經濟發展失敗的典型事例。在19世紀中葉,整個拉丁美洲大陸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了共識,認為拉美經濟迅速發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過商品出口和資本進口而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經濟。這是地地道道地要發展狹義的“外向型經濟”。從此拉丁美洲各國走上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之路。而到19世紀末,當美國在保護本國制造業的政策下上升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時,拉丁美洲國家卻由于沒有強有力的制造業而落入了不發達國家的行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和東亞“4小龍”之所以能靠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完成其經濟發展,是由于它們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當時亞洲的特殊環境。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和新加坡是處于國際航路樞紐點的城市國家,它們的發展道路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借鑒意義。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就已經跨入了工業國的行列,它的經濟發展這時已經完成了一半,不能把它的經濟發展完全歸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

  盡管如此,日本、韓國、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能夠成功地實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仍然要靠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初30年是歐美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期,這期間歐美國家實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總需求政策,政府采購和福利開支占整個經濟的比重都有很快的增長。歐美國家總需求的擴張快于其本國總供給的增長,因而給少數出口導向增長的國家提供了巨大的國際市場。

  其次,當時的歐美國家為了對抗蘇聯和中國為首的共產黨執政國家,有意識地采取幫助日本特別是韓國和臺灣發展經濟的政策,實際上向它們開放了自己國內的市場。

  此外,日本、韓國、臺灣等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合起來也比美國少,它們在發展到人均產出高于美國之前,其出口品對歐美國家國內產業的沖擊總是很有限的。這也使歐美國家比較容易容忍它們的刺激出口的增長政策。

  盡管如此,日本、韓國、臺灣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仍然給它們的經濟留下了許多后遺癥,這些后遺癥將長期困擾這些國家的經濟。

  自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日本陷入了10年之久的經濟停滯和蕭條。經濟增長率由80年代每年都在3%以上,降低到在1%左右徘徊。這種經濟蕭條現在還有更趨惡化之勢。對于這種長期蕭條的原因和解救辦法,有許許多多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實際上,日本目前的經濟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它過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造成的。這種經濟增長道路造成了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的問題在總需求上。日本一直保持著龐大的經常帳戶順差,因而以大量的凈出口來維系總需求。這是地地道道地靠增加出口來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果。但是這樣的增長造成了國內總需求的嚴重不足。一旦凈出口的增長不足以為經濟繼續增長提供足夠的總需求,整個經濟就會由于總需求不足而停止增長。日本就是這樣陷入經濟停滯的。而日本人每當經濟停滯時,總是慣于從擴大凈出口上想辦法。這樣繼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并不能解決總需求不足的根本問題,日本的經濟也就總是不能擺脫總需求不足的蕭條狀態。

  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還造成了日本產業結構上的根本問題。任何出口導向的經濟都會使少數有出口競爭優勢的部門過度發展,而其它的部門則處于國際競爭力差的劣勢狀態。這些劣勢部門不是非貿易部門,就是產品進口的部門。而一旦出口的優勢部門發生結構性的國際生產過剩,依賴它的出口的國家就會陷入經濟上的困境。

  日本的長期經濟蕭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主要出口產品的結構性過剩所引起的。日本的重要出口產品之一是它生產的小汽車,它的小汽車生產和出口的情況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例子。

  日本國內汽車銷售在1990年達到頂峰,銷售量大約為778萬輛。市場接著便疲軟下來,銷售量徘徊在稍低于700萬輛的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銷售量分別滑落到586萬輛和596萬輛。而日本國內汽車生產也于1990年達到1349萬輛的高峰,此后在20世紀90年代總體上也徘徊在低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產量分別只為990萬輛和1014萬輛,只及過去高峰期的3/4。從1990年到2000年,日本國內汽車產量下降了大約350萬輛,而國內汽車銷售量只減少了不到200萬輛。這意味著10年間日本汽車的凈出口減少了約150萬輛,但是到2000年日本仍然有約400多萬輛的凈出口。

  日本汽車出口量的減少是汽車制造行業國際性生產過剩的結果。1990年日本汽車出口量的高峰出現于它80年代汽車制造水平的大進步之后,當時美國的汽車制造業在日本公司的競爭下陷入了困境。但是到了90年代,美國汽車制造業的競爭力逐漸恢復,特別是韓國的汽車制造業迅速興起(韓國1997年已經年產汽車280萬輛),再加上中國等東亞其它國家的汽車制造業也在興起,日本一步步失去了它過去奪得的一部分汽車出口市場,從而出現了汽車業和整個國內經濟的蕭條。

  正是由于結構性的衰退,日本的汽車制造商才陷入了財務上的困境。11家日本汽車制造商中有7家已經與外國制造商結成了某種形式的資本關系,其中鈴木、五十鈴和富士通的部分股權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掌握,馬自達由美國福特掌握1/3股權,三菱由戴姆勒—克萊斯勒掌握約1/3股權,日產則由法國雷諾汽車公司掌握約1/3股權,本田汽車公司也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關系。豐田公司掌握了大發、日野和雅馬哈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權。各公司還紛紛在技術開發、零部件采購上與外國公司合作。

  汽車業的例子表明,日本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落入的困境在于:沒有新的具有很強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行業來彌補汽車制造業的相對變弱。日本沒有發展起自己的飛機制造業,在信息產業中也沒有競爭優勢,不能壓倒歐美的高科技公司,如美國的IBM、微軟、英特爾、摩托羅拉,瑞典的愛立信,芬蘭的諾基亞等等。這就使日本在這些年中不能再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再加上國內需求的增加不能補償凈出口增速的下降,就使日本的經濟蕭條成了必然。

  雖然日本已經是發達國家,它目前的經濟困境仍然可以說明“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具有的根本問題。

  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已經證明,近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的這種作用表現在產業結構上,就是“產業升級”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決定意義: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取決于落后國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不但體現為一國能夠生產的產品包含著越來越多的技術,而且體現為一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中集中了越來越高的技術。從這個角度看,經濟發展就意味著一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中的技術含量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顯然,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它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包含的技術含量太低。而提高產品技術含量的第一步,當然是生產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并用它來代替進口的同類產品。一個國家的產品如果在國內市場上都不能排擠掉外國的同類進口品,我們根本就不能設想這種產品會有國際競爭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來帶動該國的經濟增長。一國的大多數產品都必須先占領國內市場,然后才能大量出口。

  這就意味著,如果落后國家不僅不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且根本就不實行任何進口替代,也就是說,如果落后國家根本不以本國產品來替代進口的外國產品,它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出口產品包含著更高的技術含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產業升級”。但是沒有這種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就無法實現,經濟發展就無法實現。

  由此可知,對任何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以國內產品排擠某些技術較密集的進口產品的“進口替代”都是第一位的先決條件。即使是以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國家,也必須在大量出口某種產品前能夠以本國生產的該種產品替代國外同類產品的進口。這也就是說,要想使一種產品成為一國的“出口替代產品”,先得使它成為該國的“進口替代產品”。而任何落后國家如果不能不斷地生產出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以替代國外的進口品,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發展經濟。

  上述的推理也同樣適用于從生產勞動密集的產品向生產資本密集的產品的轉化。而我們都知道,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標志是勞動密集的產業結構逐步轉變為資本密集的產業結構。

  根據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將狹義的“外向型經濟”與“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完全對立起來的說法是多么可笑。我們上邊的分析已經證明,如果一種狹義的“外向型經濟”真的帶來了經濟發展,它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相容。正是靠出口導向實現快速經濟發展的東亞國家,提供了這方面的例子。

  東亞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近年以實行狹義的“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而聞名。其實它們過去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幾乎都有過一段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韓國在1954-1961年間,臺灣在50年代,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直到1971年之前,印度尼西亞在1981年以前的時期中,實行的都是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差別只是它們轉向“出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的時機有重大的不同而已[1]。它們在以出口導向發展經濟時所依靠的某些出口拳頭產品,其生產本來也是靠實行進口替代戰略而發展起來的。

  根據前邊的分析,就是在一個國家從整體上轉向出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之后,它也不應當放棄對某些產品實行進口替代的努力,因為只有在對更高技術水平的一些產品實行了進口替代的基礎上,它才能將這些產品進一步發展為下一個階段大量出口的出口替代產品,才能保證進一步的產業升級和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應該說,泰國等國1997年陷入貨幣金融危機,與它們前些年沒有再通過對某些產品的進口替代而為出口產品的進一步升級換代作好準備不無關系。

  還必須清楚,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最后幾十年之所以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完成產業升級服務,從而盡可能快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在短短幾十年中,日本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從紡織品很快升級到小汽車。韓國和臺灣原來只有某些初級產品中的土特產有國際競爭力,而現在韓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是造船業和汽車制造業,而臺灣的優勢產業則變成了集成電路之類的產業。正是產業結構的這種快速技術密集化,使它們今日能夠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或者邁進其門檻。

  既然經濟發展首先取決于能否不斷生產出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以替代外國的進口品,在某些條件下以進口替代為主的內向型經濟就可能是一個更好的經濟發展戰略。19世紀的美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發展道路。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外向型經濟”并不是經濟發展的萬應靈藥,更不是上升為發達國家的唯一道路。

  之所以不能把“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當成是發展經濟的萬應靈藥,其根本原因在于:象幾乎所有的各種“戰略”一樣,只有當僅僅一小部分國家實行這種“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時,這種發展戰略才對這些國家高速發展經濟是行之有效的;而如果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實行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話,它就不可能使這些國家都獲得高速的經濟發展。在后一種情況下,實行不同于這種發展戰略的、比較注重進口替代的發展的國家倒可能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

  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中的結構性問題。

  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在生產技術水平高的產品上沒有國際競爭力。因此,實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落后國家只能大力發展技術水平低的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靠它們來實現“出口替代”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全力發展技術水平低的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整個世界的經濟就必將面臨嚴重的經濟結構調整問題,甚至會陷入嚴重的結構性經濟危機。其原因是當今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比發達國家的人口多得多,如果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發展技術水平低的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的出口市場必然嚴重不足。這樣一種經濟發展將會造成以下各種重大問題:

  首先,即使各國之間沒有任何貿易上的障礙,全世界都融為同一個大市場,發達國家能夠順利地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停止了所有低技術水平產品的生產,把這些產品的生產都讓給了發展中國家,自己轉向只生產高技術產品,世界市場也很難容納得了這么多的低技術產品。

  其次,即使世界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能夠容納這么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產品,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樣過多的低技術產品也會將這種產品的貿易條件壓得過低。低技術產品這樣過低的貿易條件會提高生產某些技術水平高一些的產品的相對收益,使某些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些技術水平較高產品的生產較為有利,而這樣一些產品在這些國家極可能是進口替代產品。這就會使強調增加進出口貿易的經濟發展戰略變成一種相對不利的經濟發展戰略。

  落后國家之所以實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本意是要靠大量出口低技術產品來迅速增加本國的實際總收入。但是,即使這些國家低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真的迅速增加了,如果出口的低技術產品的貿易條件降低得很快,也會使這些國家的實際收入并不能迅速增長。這樣,低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的迅速增長并不能導致這些國家實際總收入的快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某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行比較內向型一些的發展戰略,多發展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進口替代產品的生產、適當放慢對外貿易占總收入比重的增長速度,可能是一種經濟增長速度更高一些的發展戰略。

  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受到出口品加工下降的致命打擊,這在20世紀初的巴西表現得特別明顯。1913年之后,咖啡的價格甚至它在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都不斷下降,導致咖啡的主要出口國巴西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在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這種打擊特別嚴重,最后迫使巴西不得不靠政府干預來大幅度削減咖啡的產量。

  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亞各國也陷入了出口困難、相互壓價競爭的困境。它們在某些產品的國際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削價競爭,半導體等產品的出口價格大幅度下跌。隨著這種壓價出口競爭而來的,就是東亞各國爆發了對外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表明,東亞各國不再能依靠它們的低技術產品的大量生產和出口來達到它們原先的經濟增長和對外經濟平衡目標:它們原來想靠大量生產和出口這些產品來大幅度增加本國收入,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同時以出口創造的大量外匯來償還所欠的巨額外債;而現在的壓價出口競爭使它們的這些原定目標都無法實現。

  近年來低技術產品市場上激烈而又嚴酷的競爭表明:在世界市場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產品已經過剩;過剩的低技術產品之間相互惡性競爭,壓低了這些產品的價格,使發展中國家從增加低技術產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實際收入大大下降。這些產品的大量生產和出口對這些落后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甚至已經沒有多少益處。

  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于中國加入WTO,內心最害怕的是印度和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它們怕從此中國對它們和西方國家的出口品享受到與別國的出口產品一樣的政策待遇,使它們的出口產品競爭不過中國產品。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使發展中國家之間陷入了這樣相互敵對的境地。

  最后,發達國家絕不可能十分順利地完成其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放棄其低技術產品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這個過程必然充滿了各種經濟上的摩擦。在這個過程中,一般都會產生大量的企業破產和倒閉、工人失業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激起了發達國家工人中要求保護、反對全球化的激烈情緒。它們迫使發達國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其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而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又會妨礙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使它們更加難以實現其“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

  現在,發達國家政府支出占總產出的比重已經達到極高的水平,政府負債的增加也使資本所有者們越來越懷疑政府未來的償債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企業感到利潤太低,投資意愿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也不再敢于大幅度增加支出或減少稅收。世界因此進入了一個總需求增長緩慢的時代。它使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喪失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1997年東亞各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流入東亞各國(如泰國)的外國資本正在大量撤出。這些資本之所以撤出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顯然是因為在這些國家投資、包括在這些國家生產出口產品的部門投資所得回報已經太低,利潤率低于在其它部門或其它國家的投資。

  在泰國爆發貨幣金融危機以前,大量資金曾經通過各種金融機構的渠道流向房地產業甚至證券市場;在這些資金中也包含許多國外資金,因為泰國的金融機構曾經大量借入了國外的資金。這樣多的資本包括外國資本流向房地產業和證券業,這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泰國這樣的國家的面向出口的制造業部門已經無利可圖。

  與出現這種現象同時發生的是,東亞各國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近年發生了出口困難、相互壓價競爭的情況。

  這些現象其實都來自同一個根源:在世界市場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產品已經過剩;過剩的低技術產品之間相互惡性競爭,壓低了這些產品的價格,使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的利潤大幅度降低。這使發展中國家從增加低技術產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好處大大下降。這很可能是“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已經走到盡頭的表現。

  2001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使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碰到了最大的挫折。美國經濟增長從2000年下半年起開始減速,到2001年中期進入衰退。2001年第三季度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0.4%,衰退程度并不大,但是這已經給了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東亞外向型經濟以沉重的打擊:這個季度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6%,臺灣則下降了4.2%。臺灣經濟的這種衰退為30年來所沒有,連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沒有使臺灣經濟受到如此重挫。

  2001年第三季度的這種經濟動態具有代表性。外向型經濟的繁榮完全依靠少數幾種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情況,因此具有這種經濟的國家和地區特別容易受發達國家經濟波動的影響。2000年美國經濟出現超過3%的過高增長時,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曾達到9.9%,而美國經濟在2001年剛剛開始衰退,新加坡就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外向型經濟的良好業績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當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不景氣時,外向型經濟就不會再帶來成功的經濟發展。

  第四節  中國今后的發展戰略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今后又面臨著不景氣的世界經濟環境。這些以及其它的歷史條件,都決定了中國不能走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更不應實行狹義的外向型經濟。中國在目前環境下所應當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是:1. 以產業升級為核心安排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戰略;2. 保護本國的投資機會,逐步在爭奪投資機會的斗爭中擠走跨國公司;3. 禁止資本在境內境外之間的自由流動。為了作到最后這一點,我們應當要求美國改變其霸權主義的國際金融政策。

  中國不實行狹義的外向型經濟,首先意味著不要再盲目地吸引外資,包括不要再拚命吸引外國的直接投資。這是為了將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留給本國的資金,而現在國內的投資機會缺乏已經導致本國資金大量外流。

  不再對外資開放投資機會以將有利的投資機會留給本國資金,這是因為引進外資也有代價,而這個代價就是降低了本國資本的盈利。經濟增長理論和實際經濟生活都能證明,在給定的技術水平下,資本總量增加會導致利潤率普遍降低。但是流入的國外資金卻有自己的“保留效用”、自己的不能降低的流入標準,這就是它在國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潤。如果流入一國所得回報低于這個機會成本,國外資金就不會流入,或者會撤走。

  流入的外資所得回報的期望值要高于它在國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潤,這一點就為一定時期可以流入的外資數量規定了一個限度。流入的外資超過了這個限度,資金引進國的利潤就會低于國際“正常水平”。利潤率過低的實際情況很可能在經濟波動的下行階段突然暴露,導致資金引進國陷入危機。這樣,國際的“正常利潤”為引進外資規定了一個合理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引進國外資金對資金引進國是不利的。東亞金融危機證明,這樣一個限度確實在起作用:超過合理限度流入的資金在發現回報過低以后會盡快撤走,這個急劇的撤走過程就造成了危機。

  就平均情況來看,我國并不是一個資本回報率高的國家。當然,我國的人均資本量還很小,這本身應當大大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但是,由于我國的技術水平低,在組織和管理現代市場經濟上還缺乏經驗,這又大大降低了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從現在的實際情況看,中國國內的資金回報率很低,連私營企業的盈利也很可憐。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引進外國資金,不但會進一步降低本國資金的回報,而且很可能導致增加的國外資金所增加的總產出小于它所得到的實際利潤。這樣的資本流入必將減少本國居民所得到的實際收入,因而是有害的。

  證明中國目前投資機會不足、資本回報率不高的最明顯證據,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實際上就沒有真正吸收多少外國資金。

  在這10年中,除了1993年中國出現了經常帳戶逆差之外,中國在其它年份都有大量的經常帳戶順差。我們已經指出,經常帳戶的順差本身就表明一國在實際上有資本凈流出。這就意味著,在這些年份,盡管中國每年都有幾百億美元的國外直接投資,但是同時又通過外匯儲備的增加和其它方式的資金流出而向外流出了更多的資金,以致中國在實際上成了資金凈流出國。

  不過,在這些年中,中國每年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錯誤和遺漏”項下還有大量的資金流出,其數額常在100-200億美元之間。這筆“錯誤和遺漏”如果是由沒有官方記錄的資金流出造成,則它只是印證了經常帳戶順差所記錄的實際資金凈流出,是這種資金流出的又一個渠道。但是,這筆“錯誤和遺漏”也可能產生于非法的走私進口用匯或為騙取出口退稅所謊報的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它應當相應地抵銷經常帳戶的順差,從而減少實際上資本凈流出的數額。

  如果我們將每年的這筆“錯誤和遺漏”全部看成是沒有官方記錄的經常帳戶逆差,從公布的經常帳戶順差中全部減去它,每年在經常帳戶中出現的資金實際凈流出就會減少到微不足到,甚至在很多年份出現經常帳戶的逆差——這意味著資金的凈流入。但是即使作了這樣的處理,中國在最近10年中也在很多年份里是資金凈流出,而凈流入的年份中真正流入的資金少得可憐。何況把“錯誤和遺漏”全部看成沒有官方記錄的經常帳戶逆差是沒有根據的,這筆資金多多少少總有一部分是沒有官方記錄的資金流出。

  10年來幾乎沒有引進多少外資、甚至是國內資金凈流出,這個事實顯示了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缺乏,表明了流入的外資搶走了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擠走了中國資金。為了制止這樣的不合理資金流動,我們應當停止進一步向外國資本開放國內的投資機會。

  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我們必須對多年來一直奉行的對外貿易戰略作根本的反思,堅決地放棄那種不惜代價地追求擴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進產業升級的產業政策為中心來構建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使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轉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軌道上來。

  從第七章到本章的論述都說明,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也不會是只追求擴大出口的政策。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本書第七章第四節已經指出,在轉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高技術的工業部門至今還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這種部門的企業往往陷在虧損的困境中,但是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

  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

  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節油技術作為重點,并且將發展新式的特別是無污染的能源(風能和太陽能)作為自主的科技發展的重點之一,爭取獲得突破。

  這樣的戰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國進入世界富國之林的戰略。

  [1] 參見俞品根主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對外貿易體制》(商物印書館,1997,北京)論述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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