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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東:政治經濟學在美國的發展

朱安東 · 2020-01-16 ·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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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學派,將在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學派中產生。至于究竟是哪個學派成為主流,則取決于這些國家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梢钥隙ǖ氖?,只要美國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要成為主流是不可能的,即便其影響力將會變得很大。

  首先,我們有必要先說明一下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一個時期以來,我國一般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簡稱為政治經濟學,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經濟學或經濟學。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更傾向于用“現代經濟學”或“經濟學”來取代“西方經濟學”。但本文把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作為同一語使用。其實,在相當一個時期里,大部分外國經濟學家都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作為同義語使用。不僅馬克思在其著作中是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在相同意義上使用,具有相同的內涵和外延。在有代表性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兩者也常常是統一的。比如說,將政治經濟學改稱為經濟學的主要推動者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但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開篇就有“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字樣。影響巨大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在1976年的第10版中也用了“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字樣,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將“政治經濟學”一詞刪除。[1]還值得注意的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看作是同義語:

  【“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名詞都還存在。自它們產生以來,含義都有所變化,然而,兩者基本上可看作同義語。”[2]】

  因此,在本文中,政治經濟學就是指經濟學。當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們不可能把經濟學在美國的發展在一篇文章里說清楚。故,我將結合歷史背景主要介紹在美國的不同時期有較大影響的經濟學派。

  一、美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學

  無疑,一個國家的經濟學發展水平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今天,當人們談起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時候,往往所指的其實是美國經濟學的帝國主義。[3]人們發現,在世界各國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主要是由美國的經濟學家撰寫的,在絕大部分國家的課堂上,老師們所講授的也主要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發展和整理的理論。被人們認為是最好的經濟學雜志主要是在美國而且主要發表的也是美國經濟學家的文章,在各種國際組織中就業的經濟學家主要是由美國培養出來的。在1969年至2008年的所有62位經濟學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當中,美國人占了43位,在剩下19位當中,還有6位是長期在美國大學工作的。

  然而,我們很容易發現,在西方流行的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當中很難找到早期的美國經濟學家的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經濟學發展的中心一直是歐洲。直到二戰之后,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中心才逐漸轉移到了美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早期就沒有較好的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比較熟悉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贊揚美國早期的經濟學家富蘭克林,[4]還多次提到過波特爾[5]以及奧普戴克[6]等人。但是,客觀地說,直到19世紀末期之前,美國確實沒有出現過對經濟學有非常重大影響的人物。正如熊彼特評價美國在1790-1870年間的經濟學時指出的:

  【“鄧巴在1876年所發表的意見,即美國文獻‘對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毫無貢獻’,并沒有由于最近的研究提供的資料而失去效力。”[7]】

  在相當一個時期,經濟學在美國是一門外來的科學,許多在美國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都有在歐洲留學的經歷。但是,在歐洲居于主流地位的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經濟學在相當程度上卻不符合當時美國工商業者的需求。這就不難理解,在19 世紀中葉最負盛名的富翁兼政治經濟學家亨利·查爾斯·凱瑞(Henry Charles Carey) ,雖然鼓吹在國內市場中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在國際貿易領域一直強烈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另外一位美國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丹尼爾·雷蒙德(Daniel Raymond),也像李斯特那樣鼓吹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政府采取措施以促進“國民財富”。而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對這個時期美國的經濟學家們更有生動的描述:

  在弗蘭西斯·維蘭德1837年第1版的《政治經濟學要素》(后40年間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中,他開始接受資本家操縱一切這一觀點,并對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分析表示道歉。他說:“這大概算是個勸告,沒有商業閱歷的作家們不應該涉足那些由務實的人們經營的事業。”在亨利·克雷的年代,這一觀點在國會中影響巨大。國會里那些從沒聽說過李嘉圖的政客們都與尼克·比德爾一道尊重有影響力的選民的利益,更甚于尊重曼徹斯特主義的原則。由于職業經濟學家的出現,經濟理論同法律投票之間的裂縫演變成了大峽谷。經濟學家的觀點一直為政客所忽視,除非這些觀點與他們家長式的管理不謀而合。因此,經濟學者們開始隱退到學院派的平靜之中,無傷大雅地編織著自己的網。年輕的大學生們得到的都是修飾過的英國新古典經濟理論,從中他們了解到的是混亂的英國工業生活所孕育的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悲觀思想。

  必須承認,學院派經濟學家都處于不幸的位置,與早先的加爾文主義者大同小異。如那些年邁的牧師一樣,他們遠離現實生活。他們是正統英國學校的產物,但他們在維護自由發展時感到受拘束。但作為受有錢人資助大學中的一分子,他們又不能肆無忌憚地對不需要自由貿易理論的強大利益群體展開進攻??傮w來說,他們比較勇敢地緊握他們的武器,從維蘭特到薩納都支持自由競爭的抽象原則。但是,他們竭盡全力通過其他方式來平息保護主義的怒氣;學院派經濟理論同資本主義之間的穩定和睦關系主要體現在學院化事務的本質之中。農業經濟和無產階級經濟在大學校園里沒有什么聲音。除了英國古典學派,其他流派無人支持。……高雅傳統中的智慧貧乏遺傳給了學院派的經濟學家……[8]

  二、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政治經濟學

  有人認為,弗朗西斯·阿馬薩·沃爾克(Francis Amasa Walker)在19世紀70年代的著作標志著美國有了自己的經濟學。此后40年中美國的經濟學主要是由跟隨沃爾克的“正統”經濟學家所主導。[9]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擁有了自己的經濟學,正如熊彼特所言:

  【“在這個時期內,美國經濟學界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10]】

  19世紀的最后30年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期。到1870年時,由于運河的開通,尤其是全國范圍的鐵路網的初步建成,整個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市場,為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競爭不斷加劇并快速走向了壟斷。伴隨著鐵路、鋼鐵等產業興起的是寡頭的崛起、金融恐慌和農業危機。財產的迅速集中以及新興產業的掠奪方式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同時,也出現了農民運動以及越來越激進的工會,在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許多勞資沖突的血腥事件。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一些平民主義的改良主義者[比如說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以及進步主義者開始變得越來越活躍。面對這種情況,經濟學家們也必須選擇他們究竟站在哪一邊。

  在此期間的美國大學系統,尤其是在工商業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主要是由那些現狀的辯護者們所控制,比如說西蒙·紐科姆(Simon Newcomb)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哥倫比亞大學,詹姆斯·勞倫斯·勞克林(James Laurence Laughlin)在芝加哥大學, 查爾斯·富蘭克林·鄧巴(Charles Franklin Dunbar)和富蘭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在哈佛大學,阿瑟·特威寧·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和威廉·格雷厄姆·薩勒姆(William Graham Sumner)在耶魯大學。這些人都積極維護新工業時代并譴責那些工會和民粹主義者,一般被稱為辯護者學派(Apologist)。而在那些州一級的大學,比如威斯康星大學和密執根大學,由于地處農業區域或者是中西部的工業區,因而能夠保留更多的進步色彩。

  但要為當時的那個時代辯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是由規模較小的制造業和自由的農場以及一個有限的政府所組成的相對而言比較溫和的資本主義體系。而這些辯護者們現在要維護的是一個正在破壞先前的社會經濟狀態的新的工業資本主義,而且它是由一些壟斷的托拉斯集團所控制的。他們要說服貧困的小農場主、破產的手工業者以及大量的移民,給自己重新建立一個關于財富和獨立的夢想,并為了這個夢想而接受現實并平靜地組成一個工業勞動大軍,去接受范德比爾德、古爾德、卡內基、梅隆、洛克菲勒、古根海姆等工業領袖的領導。他們還必須向這個仍然是相當清教徒式的傳統的美國,解釋那些“強盜般的大亨”們的不受限制的貪婪、掠奪性的行為以及到處進行的炫富行為為什么仍然是合理的和道德的。同時,他們還必須向人們解釋,為什么一個幾乎是公開腐敗的政府仍然應該被允許利用自己的權力去摧毀工會和農場主組織,去嚴格控制貨幣供給,使用管制手段去盡量減少公司之間的競爭,同時建立貿易壁壘以保護這些公司。而這些立場在歐洲的自由主義者看來都是不可想象的。

  為了完成這些困難的任務,這些辯護者們不得不絞盡腦汁。他們非常強烈地傾向于使用宗教的和道德的手段去為現狀辯護。他們經常宣稱“經濟學的永恒規律”是上帝賦予的而且是正義的,而任何修改這些規律的行為,比如說反壟斷立法或者讓工會合法化,都應該從道德上加以嚴厲譴責。還有一些辯護者,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薩納姆,則用進化論來為這些所謂的經濟“自然規律”辯護。當然,也許我們也不應該苛責這些經濟學家,因為,在當時的美國,

  【“高等教育缺乏集中控制,個人和機構的競爭力量十分強大。學者們被視為雇員,一旦與贊助人意見不合,就會遭到隨意開除,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指望他們從事與社會問題相關的研究。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直到19世紀80年代,賓夕法尼亞大學還堅持說,他們的經濟學家不打算支持自由貿易。大眾對經濟和社會問題饒有興趣,希望理論經濟學家們對這些問題給出‘合理的’意見,使業界產生了職業性而不是政治性的保守主義傾向。”[11]】

  作為主流學者,這些辯護者們控制著絕大部分正在擴張之中的美國大學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系統,主要研究和傳授的是源自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和正在形成當中的新古典經濟學。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以及美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系統的逐步改善,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對正在進行的所謂“邊際革命”以及經濟學從古典向新古典的發展作出貢獻,從而涌現出一些一流的理論家。其中最出名的無疑是克拉克,在他的所有成就當中,又以他的邊際生產力論影響最大。在該理論中,他完成了從薩伊和西尼爾開始就想要完成的任務,即證明社會是和諧的,根本就不存在剝削。而他的辦法是證明每一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都等于其邊際產出,也就是說,每一個生產要素創造多少財富就得到多少財富,既沒有剩余也不會存在剝削。

  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提及的,無論是古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是主張自由放任的。而這并不完全適用于尚未完全取得世界領先地位的美國。以國際貿易為例,雖然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大力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為此甚至不惜兵戎相見,但美國卻一直厲行貿易保護主義。[12]這為一個獨具美國特色的經濟學流派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歷史條件。這就是美國制度經濟學學派。

  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紛紛從德國的大學里面獲得博士學位并回到美國大學。他們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方面都受到了德國歷史學派的重大影響。這些人包括理查德·西奧多·伊利(Richard Theodore Ely)、亨利·卡特·亞當斯( Henry Carter Adams)、埃德溫·R.A.塞利格曼(Edwin R.A. Seligman)以及西蒙·納爾遜·帕頓(Simon Nelson Patten)等。他們成為在20世紀早期取代辯護者學派的美國制度學派的重要人物。當然,最著名的美國制度經濟學家是托爾斯坦·本德·凡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約翰·羅杰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威斯利·克萊爾·米契爾( Wesley Clair Mitchell)。

  制度經濟學派一出現,就以當時統治著美國經濟學界的辯護者學派為主要批判對象,同時批判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13]他們強調歷史、社會以及制度等因素對所謂的經濟“規律”的影響。他們認為,在經濟世界當中,每個東西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不斷變化的歷史條件而不斷變化的。在方法論上,他們反對當時流行于英國和奧地利等國的抽象演繹方法,反對19 世紀70 年代后的經濟學家越來越重視的數量分析方法,拒絕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抽象的原子似的“經濟人”的集合,也不把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看成是“自然”規律作用的結果。相反,他們堅持歷史歸納方法和歷史比較方法,強調每一個民族或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逐步演化出來的(比如說,受到達爾文的影響,凡勃倫特別強調演化的社會哲學觀),從而所闡明的規律性并無所謂的普適性。同時,和辯護者們不同,他們并不回避美國社會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而是一直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強調市場經濟本身的各種缺陷弊病,強調國家調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關系進行社會改良的必要性。因此,制度學派在美國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以異端形式出現的經濟學派別,其中的凡勃倫和康芒斯,更是被看成是“離經叛道者”。關于凡勃倫,亨特教授的這些評價是頗耐人尋味的:

  【“盡管在觀察當時美國的資本主義時,凡勃倫裝出一幅公正的、中立的、無私的姿態,但是事實上,他非常支持‘普通人’而反對‘既得利益’;支持理性的、和平的人類關系而反對‘掠奪剝削’;支持創造性、建設性的技藝而反對‘商業陰謀破壞’。”[14]】

  而凡勃倫所反對的,都是當時美國的現實。因而亨特教授這樣評價凡勃倫:

  【“最全面地反映和描述這個時期制度和文化轉型的是凡勃倫的著作。凡勃倫很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最具獨創性的、影響最深遠的社會理論家。”[15]】

  也許是因為其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符合了當時美國社會的需要,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初一度壓倒了辯護者學派而成為美國經濟學的正統。當然,我們可以想象,其對現實強烈的批判態度不可能長久地得到大學資助者們的支持。很快地,制度經濟學到20年代就開始風光不再,他們失去了許多重要的據點,比如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及美國經濟學會。而“邊際主義革命”在美國經濟學界影響力的日益增大[16]更使得制度經濟學派只能退縮到少數幾個大學當中去了[17]。他們也開始從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對抗中退下來,集中研究如何對商業周期進行測度以及經濟史的資料編輯等當中去了。[18]而“凱恩斯主義革命”更使得制度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批判的影響力減弱。但即便如此,直到最近,哈佛大學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紐約新學院大學的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L. Heilbroner)還在堅持著制度經濟學研究。

  在談論這個時代的美國經濟學時,還有一個人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就是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喬治是那個時期的一批非職業的經濟學家的代表,他們有時被稱為自由職業經濟學家或者爐邊派理論家。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專門對這批經濟學家進行了評價,

  【“用他們的天才為當時的經濟理論思考作出了巨大貢獻。理論界對他們發起進攻之后,他們就銷聲匿跡了。不管怎樣,他們不應被遺忘,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是當時社會良知的忠實表達者——對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剝削工人和農民加以抗議的一股樸實的力量。但因為他們試圖扭轉‘明顯命運’的大方向,所以他們被人們忽視,甚至被無禮地踐踏了……”[19]】

  在喬治所有的著作中,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書影響最大。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 解決的辦法是對土地征收單一稅和土地國有化。作為一位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從不掩飾他對那些古典經濟學家和現狀的辯護者們的藐視和憤怒。帕靈頓是這樣來描述喬治的:

  他相信,就是這些古典經濟學家歪曲了整個經濟學。說得好聽一點,他們是用一個“經濟人”的假設與悲觀的世界觀使經濟學非人性化,成了一門沉悶的科學;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們將經濟學變成了剝削階級的武器,使他們能夠暗地里使用經濟法去使他們的階級政策正當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做的一次演講中,亨利·喬治以這樣的話語表達了他對古典學派的“尊敬”:“政治經濟學經常被用來平息工人階級在增加工資和減少勞動時間方面的努力……看一看最好的也是流行最廣的教科書吧。當他們鼓吹資本自由時,當他們以公用事業為理由,恨不得讓錢能生出錢來,面對窮人的悲傷而不改變鐵石心腸,這樣的貪婪,這樣的吝嗇,都被正當化的時候,他們卻讓工人少養幾個孩子。他們的許諾還有什么實質意義嗎?[20]

  對這樣一位無情地批判古典經濟學家的非職業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評價卻是,“他一個人的成就就大于我們名單上所有其他人的成就”[21],這里的其他人可是包括從鄧巴、哈德利、紐科姆、薩姆納、沃克、韋爾斯,到克拉克、費雪、陶西格等這個時期的杰出經濟學家!

  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美國政治經濟學

  20 世紀20 年代以后,美國的政治經濟學深深打上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大蕭條的烙印。同時, 蘇聯的快速工業化成就和冷戰的發生,以及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等等歷史事件,無疑對其發展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蕭條極大地打擊了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心,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產生及廣泛傳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機。在1936 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之后,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許多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們積極地參加到了對這一理論的介紹和討論當中。但他們在這個時期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似乎還來不及有重大貢獻。

  除此之外,許多美國學者也試圖從其他角度來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以使之更貼近現實生活。其中比較重要的至少有三位: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約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以下簡稱小克拉克)、愛德華·張伯倫(Edward H. Chamberlin)。奈特是早期(或者說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中堅力量,致力于維護自由市場和競爭的長處,是新古典經濟學在美國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他在維護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也強調其局限性,他不認同把人簡化為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而認為人是復雜的動物,其行為受到多種動機和價值觀的影響。而且,他還認為經濟分析關注的只是直接滿足欲望的行為,只是人類行為甚至只是經濟行為的一小部分。從總體上講,奈特贊同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完全競爭以及完全競爭帶來資源的有效配置的觀點,而小克拉克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它不能解釋現實世界中的市場和競爭,他引入“企業管理成本”的概念來分析企業的行為以及企業對壟斷地位的追求?;谶@些分析,他反對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而是主張社會管制。張伯倫則引入了壟斷競爭的概念,認為市場既是競爭的又是壟斷的,因而必須放棄遠離現實的完全競爭假設,對市場結構進行分析。

  對新古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最激烈的批判無疑是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美國經濟學界的傳播的標志性事件是1942年保羅·斯威齊(Paul M.Sweezy)《資本主義發展論》的發表。此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美國學術界一直沒有什么影響,就連斯威齊于1932年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的時候,他最初的目的還是師從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但他逐漸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而且,當他在一年后回到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他發現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些較有名的大學的討論話題。但是,正如他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還沒有相當全面而且有分析性的英文論著。”而他寫作該書的目的就是“試圖填補這個空白”[22]。在該書中,它除了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外,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時的一些新的發展。

  但是,如果完全接受凱恩斯等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完全競爭假設的不現實,那就很難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辯護。而這時蘇聯快速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美國的傳播,更使得一批主流學者感到很有必要維護和發展新古典經濟學。而所謂的“邊際主義革命”,正好為經濟學的數學化以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進步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出現了20世紀30年代的所謂的“帕累托復興”(The Paretian Revival),它繼承和發展了邊際主義革命的成果,進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經濟學。美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從預算約束條件下個人效用最大化當中推導出需求曲線方面,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是僅有的幾個首創者之一[23];在從利潤最大化生產決策當中推導出生產曲線方面,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24]和霍特林[25]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美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新福利經濟學”領域,霍特林是首先把“邊際成本定價”原則引入經濟學的學者之一,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的奧斯卡·R.蘭格(Oskar R. Lange)則是首先用數學證明福利經濟學兩個基本定理,并提出一般均衡的穩定性問題的學者之一。[26]事實上,當時的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與倫敦經濟學院等歐洲著名學府一樣,是少數的幾個“帕累托復興”和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據點。

  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革命,使得大量經濟學家移民美國。在20 世紀20 年代,大量俄國經濟學家移居到了美國,而到了30 年代和40 年代,大部分移居美國的經濟學家來自德語國家。他們的到來加速了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育中心的過程。在這些移民當中,最為著名的大概要算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約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了。里昂惕夫開創的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到現在還在被各國廣為使用,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及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到現在還在被引用和評說。他們對美國經濟學教育的貢獻也許只要指出一件事就夠了,即后來成為美國經濟學泰斗的保羅·薩繆爾森當年是由他們倆指導的博士生。

  四、二戰結束至 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的政治經濟學

  二戰結束以后,隨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它也成了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中心。關于這一時期美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情況,許多經濟學說史方面的著作都有較詳細的論述,我們沒有必要再去重復那些細節。因此在下文中,我們將主要梳理這個時期美國經濟學發展的脈絡。

  這個時期美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60 年代末期,在這個時期,新古典—凱恩斯綜合派(以下簡稱新古典綜合派)是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均處于邊緣地位;第二個時期是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在這個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新古典綜合派成為主流。

  人們一般認為,在二戰結束之后的20多年時間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納的是凱恩斯主義政策,所以,在這些國家經濟學界占據主流地位的應該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但是實際情況遠比這復雜得多,在一定意義上講,自從凱恩斯本人去世以后,就不存在原本意義上的凱恩斯主義了,繼承他的主要是兩個學派:一個是新古典綜合派,以美國的薩繆爾森等人和英國的??怂篂榇?另一個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以英國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以及美國的保羅·戴維森(Paul Davidson)和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等人為代表。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著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根源的。凱恩斯本人及其理論都是矛盾綜合體。作為長期學習、研究并信仰新古典經濟學的學者,凱恩斯不可能完全割裂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正如亨特教授所說:

  【“他想放棄市場自主調節的假定,從而將資本主義從自我毀滅中挽救出來,但同時他又想保持對分配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的信仰。他希望在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過程中政府應盡可能少地干預,而在挽救社會于危機時才發揮作用。”[27]】

  也就是說凱恩斯雖然放棄了新古典學派關于市場自主調節的假設,但又堅持了該學派關于“分配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假說。與此同時,雖然凱恩斯一直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論才是“一般理論”,而新古典理論只適用于特殊情況。但是,他在結束《通論》時也指出,

  【“如果我們的中央控制機構能夠成功地把總產量推進到相當于現實中可能達到的充分就業水平,那么,從這一點開始,古典學派的理論仍然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假設總產量為既定的,即取決于古典學派思想體系以外的力量和因素,那么,我們對古典學派的分析并沒有反對意見。”[28]】

  這些都為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把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經濟學相嫁接提供了可能。

  但同時,凱恩斯也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面對危機和衰退無可奈何,是因為該理論中根本就不存在出現危機的可能。因此它必須引入其他的概念和方法來改變新古典經濟學。他所引進的新的概念和方法當中,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不可知性”徹底顛覆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假設,即人們擁有完全的信息和完備的知識。這個新的假設給論證市場的有效性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制造了很大麻煩,又為后凱恩斯主義者打著凱恩斯旗號反對和批駁新古典經濟學提供了可能。另外,在《通論》最后一章中,凱恩斯提出了“投資社會化”的主張和“食利者階級的消亡”的前景。以至于前美國總統胡佛把《通論》當中的思想稱作“馬克思主義者凱恩斯學說”。這又為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拋棄凱恩斯主義當中具有顛覆性的和激進的假設、觀點和方法,以及新自由主義者徹底反對和完全拒絕凱恩斯的理論提供了基礎和必要性。

  其實,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前,一些比較明智的西方政治家已經開始采用政府干預的政策。比如說,曾任英國首相的勞合·喬治于1929年提出了以公共工程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案;美國總統羅斯福于1933年就任伊始就推行了包括公共工程在內的一系列由國家向社會注入購買能力的政策。這些方案和政策對這些國家走出大蕭條都起到了相應的作用,但卻無法得到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支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正好迎合了這種需求,從而其廣泛傳播和被普遍接受則成為理所當然的了。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當中的具有顛覆性的和激進的假設、觀點和方法又容易讓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產生懷疑,因而,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進行改造并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嫁接就成了一種制度性的需求,新古典綜合派應運而生。

  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薩繆爾森,在1947年出版了大量引入數學并對新古典主義思想加以系統化的著作《經濟分析基礎》之后,就開始動手撰寫至今仍在不斷修訂和再版的教科書《經濟學》。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版當中,薩繆爾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深入淺出地介紹凱恩斯的理論,但在接下來的每個版本中,薩繆爾森都試圖加入更多的新古典理論。在1955年的版本中,薩繆爾森已經基本完成了將凱恩斯主義(作為宏觀經濟學部分)與新古典經濟學(作為微觀經濟學部分)相嫁接的任務,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此后新古典綜合派當中的新古典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他們不僅拋棄了凱恩斯主義關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可知性的假設,而且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論斷,即新古典經濟學只適用于特殊情況,凱恩斯主義才適用于普遍情況。反之,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短期情況,而新古典主義則適用于長期的情況。也就是說,在短期內,由于工資和價格的剛性,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是中肯的,但長期而言,工資和價格將不再具有剛性,凱恩斯主義的分析將失去有效性,這個世界仍然是新古典主義的。

  由于適應了上述的制度性需求,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在二戰以后20多年一直在美國居于正統地位。但在此期間,也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這套折中的理論,有兩個雖然處于邊緣地位,但在后來有重要影響的學派也在開始發展。一個是后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學派,另外一個是后來被稱為激進經濟學的學派。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就是新&時&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者說是用各種新的名詞術語和方法重新包裝過的新古典經濟學。這個學派的核心組織是于1947年4月在瑞士成立的“朝圣山學社”,其成員主要來自兩個學派,即以哈耶克為首的奧地利學派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二戰結束后不久,哈耶克就從英國來到了美國,隨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學。后來風靡轉型經濟國家的新制度經濟學學派的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也于60年代初加入了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大本營。這個學派的特點就是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其他任何批判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學說。他們無視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頑固地堅持新古典的學說,把危機、蕭條以及其他市場失衡的情況都歸因于政府政策失誤等非市場的、外生的因素。他們堅持認為“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為嚴重,政府應當盡量少地干預經濟。由于他們的這種極端保守的立場不為絕大部分學者和公眾所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長期被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圈子之內。

  所謂激進經濟學派,這里主要是指兩個學派,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在60年代末期之前,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凱恩斯原來的同事們所發展,在美國影響還不是很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此期間也有所發展,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雖然被薩繆爾森視為“??巳卮髮W和哈佛大學培養的最優秀的人……他很早就是他那代人當中最有前途的經濟學家之一[29],并得到熊彼特的強力支持,斯威齊還是未能在二戰結束后恢復在哈佛大學經濟系的教職,原因只有一個,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幸好他幸運地繼承了家庭財產,從而能夠擺脫靠學術來維生的人所不得不面臨的各種壓力并創辦《每月評論》雜志。在冷戰開始后,尤其是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期,斯威齊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乃至迫害,但他堅持把這個雜志辦下來并且創辦了與雜志同名的出版社以出版各種進步書籍。在這個時期的美國,真正在大學體制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只有一個,他就是保羅·巴蘭(Paul A. Baran)。但他受到的壓力也是很大的。正如利皮特教授指出的,“在大學管理當局意識到他的激進觀點以前,他受雇于斯坦福大學。由于巴蘭是按照任職期制受雇的,大學管理當局不能毫無困難地將其除名,但管理當局用各種方法來刺激他離開大學,如拒絕提升和增加薪水……巴蘭在許多方面是孤立地工作著,被剝奪了在其學術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的與同輩人進行學術交流的權利;他于1965年逝世,享年54歲。”[30]每月評論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這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的開山之作。由于受到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的壓制,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美國經濟學界的影響不是很大。

  新古典綜合派的主流地位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面臨挑戰,通貨膨脹開始出現。尤其是在進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現的滯脹現象(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給該學派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因為它的理論無法解釋這種現象。這為其他兩派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

  利皮特曾經生動地描述過在這個時期激進經濟學在美國的興起,

  【“60年代初期的民權運動和自60年代中期以來不斷加強的反對越南戰爭的民眾斗爭,使得許多人對形成美國資本主義基礎的那些令人安心的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假設表示懷疑。對國外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和對國內少數民族、婦女和工人的剝削,深入到許多研究生的意識中,并有助于決定他們的學術方向。對貧窮和不平等的研究第一次在研究備忘錄中占據到重要位置。”[31]】

  這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經濟學界大批地出現激進經濟學家。在這個時期,除了斯威齊等人繼續活躍以外,還從哈佛、耶魯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學府中涌現出的一批年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如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大衛·戈登(David Gordon)、斯蒂芬·馬格林(Stephen Marglin)等人。隨著激進經濟學研究者人數的增加,成立一個獨立的學術性組織的呼聲越來越高,于是,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在1968年夏誕生了,這是這些年輕的經濟學家的第一個專業性協會,其會員數在70年代中期一度超過2000人。[32]

  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不僅關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比如說,關于價值轉化成生產價格的“轉形”理論,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關于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而且非常關注當時資本主義表現出來的各種矛盾并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問題進行解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依附理論學派、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利潤擠壓學派、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等等??傮w來說,他們認為當時美國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矛盾所決定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解決這些內在的矛盾,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矛盾必須對資本主義作制度性的改變。

  與此同時,以戴維森和明斯基等人為代表的美國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成長起來。他們繼承了英國后凱恩斯主義者們(比如說羅賓遜夫人、卡萊茨基和卡爾多等)的研究成果,強調不確定性、歷史時間以及非歷態(non—ergodicity)的重要性,反對貨幣中性說以及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他們在貨幣金融、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以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例如,在勞動力市場方面,他們反對“自然失業率”說,把勞資雙方力量對比引入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鼓吹應該給予工人更多的經濟權利,實現經濟民主,從而解決滯脹問題。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后凱恩斯主義者,給滯脹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都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較大的并且是不利于資本的改造,這無疑很難被當時美國的統治集團所接受。受到他們青睞并逐漸成為主流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上面已經談到,在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當時主要包括奧地利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以及新制度學派)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影響不大。甚至到了70年代初,弗里德曼(以及共和黨籍的總統尼克松)甚至還宣稱自己也是凱恩斯主義者。但滯脹現象的出現嚴重打擊了新古典綜合派,同時也給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機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別于1974年和1976年相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極大地增加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大量的研究經費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學等相關機構,資助新自由主義學者作研究、辦雜志以及開研討會等,媒體也適時地跟進報道。當時美國主流媒體不斷宣稱“凱恩斯已經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專門撰文進行反駁。[33]

  為了支持智利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先后分別訪問智利并與皮諾切特面談。雖然這給新自由主義帶來了不少非議,但隨著媒體大肆鼓吹所謂的“智利奇跡”,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與日俱增。到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總統執政的時候,新自由主義已經從意識形態變為了具體的經濟政策。當然,這時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新添了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新的學術流派。

  在這里還不得不提及的是,雖然新古典綜合派遭到了很大的打擊,但并沒有徹底消亡,其繼承者主要是一批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學者,其代表人物是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和尼古拉斯·G.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 )等人。他們堅持把凱恩斯的宏觀分析與新古典的微觀分析相結合,并試圖為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他們在信息經濟學以及價格剛性的微觀基礎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國經濟學界基本是上述三大學派共同發展的時期。雖然新自由主義的勢力和影響越來越大,但在主流雜志,比如說《美國經濟評論》上,三個學派的論文都有可能被發表,即便被發表的幾率存在很大差別。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后,新自由主義成為美國經濟學界的正統,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要找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的論文則變得非常困難。本來,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經濟危機和美國經濟令人失望的表現嚴重損害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譽,許多人以為它將很快失去主流地位。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的轉型和采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一步增大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并鞏固了其主流地位。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更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具有相當的霸氣。以至于在1992年,包括薩繆爾森等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40多位著名經濟學家集體簽名,專門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了這樣一個聲明:

  【“我們,在下面簽名者,擔心經濟學受到了壟斷的威脅。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強力推行一種方法或核心假設的壟斷,并宣稱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基礎。經濟學家們總在口頭鼓吹自由競爭,卻不愿意在觀念的市場上實踐它。”[34]】

  在指出這些問題之后,他們號召建設一個多元的和嚴謹的經濟學。

  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相當一個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并沒有收斂,憑借著國際組織的支持和美國文化的強勢地位,新自由主義成了許多國家的主流經濟學。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沒有能夠解決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不僅大部分蘇東國家陷入了所謂的“轉型蕭條”,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經濟矛盾更加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百姓近年來用選票把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們送進了總統府。這些情況無疑會影響到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遭到的質疑也越來越多。

  五、近期的新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至少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已經風光不再,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內的一批主流經濟學家也站出來公開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初由于受到蘇東國家轉型的影響而有所消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又開始出現了再次復蘇的勢頭。與此同時,演化經濟學、女性經濟學以及新一代的制度經濟學都開始發展起來。

  而這一輪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則進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讓人們很容易想起凱恩斯在《通論》的第一章就給我們的警告:

  【“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適用于特殊情況,而不適用于一般通常的情況。古典學派所假設的情況是各種可能的均衡狀態中的一個極端之點。此外,古典理論所假設的特殊情況的屬性的恰恰不能代表我們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社會所含有的屬性。結果,如果我們企圖把古典理論應用于來自經驗中的事實的話,他的教言會把人們引入歧途,而且會導致出災難性的后果。”[35]】

  根據歷史經驗,在這次危機之后,新自由主義將在全球徹底失去其主流地位,重新恢復為一個很小的學派,如果不是被人們徹底拋棄的話。取代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學派,將在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學派中產生。至于究竟是哪個學派成為主流,則取決于這些國家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梢钥隙ǖ氖?,只要美國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要成為主流是不可能的,即便其影響力將會變得很大。

  究竟哪個學派會在美國成為主流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巴里·克拉克:《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王詢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年,第2 頁。

  [2]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彼得·紐曼:《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 3 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970 頁,轉引自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 年第2 期。

  [3]這里我們強調的是經濟學在空間上的擴張,而人們經常使用的是經濟學在其他學科領域的擴張。

  [4]馬克思:《資本論》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65、187 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207 頁。

  [6]馬克思:《資本論》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754 頁等。

  [7]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2 卷,楊敬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第215-216 頁。

  [8] 沃儂·路易·帕靈頓:《美國思想史》,陳永國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62 頁。

  [9]參見美國紐約新學院大學設立的關于經濟思想史的網站, 本文中多處借鑒了該網站的觀點和材料。

  [10]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3 卷,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第170 頁。

  [11]羅杰·E.巴克豪斯:《西方經濟學史》,莫竹芩、袁野譯,??冢汉D铣霭嫔?,2007 年,第196-197 頁。

  [12]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20-26 頁。

  [13]有意思的是,正是制度經濟學派和辯護者“舊學派”之間的斗爭帶來了美國經濟學會的成立。在與同在霍普金斯大學任教的保守的經濟學家紐科姆的斗爭中,為了模仿德國歷史學派古斯塔夫·馮·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建立“社會政策學會”來促進社會進步, 同時也是為了向校方證明自己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伊利在另外兩個經濟學家的幫助下于1885 年成立了美國經濟學會。最初,它被辯護者學派認為是制度學派的一個組織,因而陶西格、哈德利以及薩姆納等人都拒絕參加并指責它“有社會主義傾向”。但伊利成功地邀請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著名的辯護者弗朗西斯·阿馬薩·沃爾克擔任了學會的會長,而自己則只擔任秘書一職,同時他還放棄了用這個組織來促進社會進步的想法。這些使得這個學會以一個兼容并包的學術組織的面貌生存下來并發展起來。

  [14]E. 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2 版),顏鵬飛總譯校,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266 頁。

  [15] E. 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2 版),顏鵬飛總譯校,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266 頁。

  [16]特別是費雪(Irving Fisher)在耶魯大學、陶西格在哈佛大學以及奈特在芝加哥大學分別成了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學者。

  [17]除了米切爾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康芒斯在威斯康星大學外,其他人都只能到一些小的大學里去,比如說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由凡勃倫等創立)和德克薩斯大學。

  [18]正是為了這個目的,米切爾于1920 年創辦了國家經濟研究局。

  [19]沃儂·路易·帕靈頓:《美國思想史》,陳永國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61 頁。

  [20]沃儂·路易·帕靈頓:《美國思想史》,陳永國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85-886 頁。

  [21]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 3 卷,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第172 頁。

  [22]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陳觀烈、秦亞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1 頁。

  [23] Harold Hotelling , “Demand Functions with Limited Budgets”, Econometrica,vol. 3, 1935, pp.  66-78.

  [24] 參見薩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增補版),何耀等譯,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年.

  [25]Harold Hotelling , “Edgeworth’s Taxation Paradox and the Na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40, 1932, pp. 577-616.

  [26] Oskar R. Lange , “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etrica, vol. 10, 1942, pp. 215-228;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vol. 10, 1942, pp. 176-177.

  [27]E. K.  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2 版),顏鵬飛總譯校,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356 頁。

  [28]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重譯本),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392 頁。

  [29]Paul Samuelson, “Memories”, Newsweek, June 2, 1969,p.84.

  [30]維克托·利皮特:《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5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4-5頁。

  [31]維克托·利皮特:《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5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5 頁。

  [32]蔣自強等:《經濟思想通史》(第4 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236 頁。

  [33]Tobin James,“How Dead Is Keynes?”, Economic Inquiry, vol. 15(4), 1977, pp. 459-468.

  [34]Moses Abramovitz etc, “A Plea for a Pluralistic and Rigorous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2, 1992, p .XXV.

  [35]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重譯本),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7 頁。

  【朱安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教授。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8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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