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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危機與冷戰的起源

李春放 · 2020-01-13 · 來源: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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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危機的背后是美、蘇、英三國對石油能源的爭奪,于二戰末期蘇聯對伊施加軍事壓力而險些走向武裝對峙,此次危機造成了戰后東西方的首次對抗,并加深了彼此的對立感與不信任情緒;雖然最后由蘇聯的退讓、美國在中東的擴張而得到和平解決,卻給日后冷戰埋下草蛇灰線的伏筆,成為牽動歷史走向的關鍵節點。

  保馬編者按:近日伊朗蘇萊曼尼將軍被美國軍方暗殺,中東再次被推向重燃戰火的邊緣,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伊始,世界局勢撲朔迷離,無人能自外于歷史。時間倒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伊朗同樣在國際政治進程中承擔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史為鑒,世界舞臺上從不只有大國博弈,大變局的肇始往往來自距離中樞千里之外的末梢。

  保馬今日推送李春放老師的《伊朗危機與冷戰的起源》一文,本文將冷戰置回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指出既往冷戰研究中多有“北方中心論”的缺憾,即認為冷戰根源在于北方工業列強爭霸,忽略南方因素和整個國際體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李老師以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七年的伊朗危機為例,探討非工業化的南方如何以其特殊的地緣政治與新型能源深刻介入世界局勢。伊朗危機的背后是美、蘇、英三國對石油能源的爭奪,于二戰末期蘇聯對伊施加軍事壓力而險些走向武裝對峙,此次危機造成了戰后東西方的首次對抗,并加深了彼此的對立感與不信任情緒;雖然最后由蘇聯的退讓、美國在中東的擴張而得到和平解決,卻給日后冷戰埋下草蛇灰線的伏筆,成為牽動歷史走向的關鍵節點。

  本文原載于《讀書》2003年6期

  伊朗危機與冷戰的起源

  文 | 李春放

  冷戰起源問題一直是國際關系史家長期論戰不休的重大熱門課題。這個問題貌似簡單,其實不然。首先何謂“冷戰”就莫衷一是。“冷戰”無疑意味著國際關系的緊張狀態,但它的內涵是意識形態對抗,抑或社會制度競爭,抑或國家利益沖突,抑或大國權力之爭,抑或兼而有之?冷戰的對手僅是美蘇兩家,還是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還是囊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或兩類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冷戰”的不同界定勢必給包括冷戰起源問題在內的冷戰史的研究帶來這樣那樣的影響,從而使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其次,對冷戰起源問題的研究受到史料的限制。有的國家有定期解密外交檔案的制度,有的國家則根本沒有這一說。即使有定期解密制度的國家往往也是有選擇地解密外交檔案。再次,冷戰起源問題還與有關國家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糾纏不清,使學者難于對其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

  美國長期以來是國際冷戰史研究的中心。美國外交史學界對冷戰起源問題的研究經歷了幾個明顯的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統主義學派占主導地位。一般說來,這派歷史學家認同美國官方關于冷戰起源的觀點,盡管他們在某些具體政策問題上有這樣那樣的保留。根據正統主義學派的看法,蘇聯擴張主義應對冷戰的爆發負責,而美國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回應。六十年代,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難以自拔,促使一些歷史學家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反思和批判,修正主義學派隨之興起。這一學派的成員多為較年輕的左翼學者,他們傾向于認為美國資本主義才是冷戰的主要根源,而蘇聯不過是進行防御性的回應。七十年代,隨著四十年代的美國外交檔案的解密,后修正主義學派嶄露頭角。這個學派的歷史學家根據已披露出來的檔案證據重新審查正統主義學派和修正主義學派的推測和論點,在冷戰起源問題上形成了所謂“后修正主義的綜合”,不是簡單地責備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試圖理解導致冷戰的各種具體的復雜動因。盡管學派此伏彼起,也產生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但由于無法接觸相關的英國和蘇聯的外交檔案,美國外交史學界不可能做到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全面重構冷戰起源。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終結。冷戰結束對包括冷戰起源問題在內的冷戰研究創造了有利條件。蘇聯外交檔案的解密改變了國際史學界長期以來單純仰賴西方第一手外交史料研究冷戰史的狀況。并且,由于冷戰已有結局,研究冷戰史的政治環境更加寬松,研究者的心態也更加客觀平和。因為如此,近年來國際學術界關于冷戰起源問題的研究碩果累累。

  盡管有關的著作卷帙浩繁,迄今為止,絕大多數都是以美國或蘇聯的視角以及歐洲“戰場”的視野來探尋冷戰的起源。鑒于美國和蘇聯是冷戰的主角,歐洲是冷戰對峙的核心地帶,這種傾斜似乎是抓主要矛盾,無可非議。然而,仔細思量,不由得又擔心這種傾斜如果太過分的話,難免失之偏頗,將冷戰起源這樣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問題的關鍵在于,冷戰不是孤立的、靜止的、局部性的歷史事件,它深深地植根于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世界歷史進程之中;只有超越狹隘的視角和視野,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冷戰起源之謎。

  美國、蘇聯和歐洲各國,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社會發展模式不盡相同甚至對立,但它們基本上都是現代化的先行者,屬于全球體系中的北方工業化世界。北方工業化列強,無論是西歐老牌殖民國家,還是美蘇兩個后起的強權,都曾倚仗自己的權勢,侵略和壓迫過南方非工業化世界的落后國家和民族。“二戰”后兩個工業化超強在歐洲的對峙固然格外惹眼,但遠不是冷戰故事的全貌。冷戰經歷了孕育、形成與逐步全球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同時期兩個世界的碰撞或互動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全球國際體系的整體效應,工業化列強在非工業化世界的擴張和競爭,非工業化世界對工業化列強擴張的反抗和對工業化列強競爭的利用,無疑在冷戰的整個歷史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傊?,研究冷戰起源問題,應該視野開闊,綜合考察各種重要因素,包括南方因素和國際體系因素,克服形形色色的“北方中心論”。

  

  受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熱的影響,我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也開始研究冷戰起源問題。在考慮具體研究課題時,我試圖尋求一個比較新穎、研究價值高的案例,最好是發生在南方非工業化世界、但對于美蘇冷戰形成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機顯然是研究冷戰起源問題的絕佳案例之一。伊朗是南方國家,四十年代伊朗危機與冷戰的形成密切相關。透過這次國際危機,可以洞察冷戰起源的許多重要方面:近東冷戰的歷史淵源;戰時英蘇美三大國在伊朗的齟齬和明爭暗斗;戰后東西方首次嚴重對抗;斯大林戰后初期對近東的政策;杜魯門主義的由來等。而且,這個案例涉及眾多各個層次的國際國內行為者,頭緒繁多,矛盾復雜,加之長期缺乏某些關鍵國家的史料,國內外對其研究相對薄弱??上驳氖?,進入九十年代,隨著英國和蘇聯的有關外交檔案的解密,此前基本上只能依靠解密的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研究這個案例的狀況不復存在;全面研究四十年代伊朗危機與冷戰起源這個課題,條件已經成熟?;谏鲜隹紤],我決定選擇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機作為研究冷戰起源的切入點和典型案例。伊朗長期積貧積弱,備受列強欺凌,極易給人留下在國際上無足輕重的錯誤印象。其實,這個近東伊斯蘭國家在近現代國際體系和世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自身實力,而在于地緣政治和石油。

  伊朗地處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陸橋之地和東西方的十字路口,靠近經蘇伊士運河到印度的英帝國“生命線”以及俄國南疆的軟腹部,是俄國染指夢寐以求的印度洋暖水港的最短通道。就石油而論,伊朗位于全球兩個石油蘊藏量最豐富的地區——波斯灣和里海——之間,左右逢源。一九一九——一九五○年,伊朗一直是中東頭號產油大國。一九三九年,伊朗產石油大約一千萬噸,相當于當時其他所有中東國家石油產量的兩倍。伊朗不僅盛產石油,而且與一些世界級大油田為鄰:西面是伊拉克的基爾庫克油田,西南面是沙特的油田,北面是高加索的巴庫油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波斯灣和高加索的大油田幾乎完全被英蘇美三大工業化強國控制:英國資本壟斷了伊朗的石油工業,并擁有伊拉克石油工業的絕大部分股份;巴庫油田在蘇聯境內;美國資本獨占了沙特的石油工業。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是英國最大的海外資產和英國??哲姷哪茉疵}。巴庫的石油工業對蘇聯同樣舉足輕重,“其高質量航空汽油占全國總產量的80%,煤油占90%,拖拉機用油占96%”。換句話說,蘇聯戰機和裝甲車的燃油基本上仰賴巴庫石油工業。同時,沙特的油田對美國的重要性日益增長。

  位于樞紐之地的伊朗,國力強大之時往往向四周擴張,然而一旦國力不濟,也容易招致外來侵略和征服。近代伊朗國勢日衰,逐漸淪為南下的沙俄和占據印度的英國爭奪的對象。沙俄和英國在伊朗巧取豪奪,劃分勢力范圍,伊朗獨立徒有虛名。十月革命后,蘇聯和英國在伊朗的競爭較之近代俄、英在伊朗的競爭增加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對立的因素。處于兩個大國夾縫中的弱國伊朗保持獨立的辦法是使大國在伊力量趨于平衡。使蘇、英相互牽制和引進“第三國”制衡蘇、英兩國是伊朗政治家的拿手好戲。德國與美國是伊朗政治家最鐘愛的第三國,而這兩個強國也往往借伊朗引進第三國的機會在這個傳統上被認為是蘇、英勢力范圍的國家擴張自己的勢力。由于第三國的介入,英、蘇和伊朗之間的三角關系就變為四國博弈的更加復雜、微妙的關系。

  在伊朗這個敏感的兵家必爭之地,四國博弈形成的脆弱的平衡承受不住世界大戰的劇烈震蕩。弱國伊朗既不得不宣布中立以避戰禍,又無力阻止列強破壞伊朗的中立,極易釀成重大國際危機。“一戰”期間,中立的伊朗成為參戰雙方激烈爭斗的戰場。俄英兩國攜手清除同盟國勢力,徹底瓜分和分區占領伊朗。大戰后期,俄羅斯帝國灰飛煙滅。英國乘機獨占伊朗,并以伊朗為跳板,武裝干涉俄國內戰,占領巴庫等重鎮。蘇聯則以在伊朗北部屯兵和輸出革命的方式進行反擊。直到一九二一年《蘇伊條約》簽訂后,蘇英兩國軍隊撤出伊朗,大國在伊朗才形成所謂“武裝休戰”的局面。然而,“二戰”在歐洲爆發不久,就在近東引起反響,觸發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機。

  這次伊朗危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一年底,盟國和德國爭奪位居戰略要地的伊朗的控制權。結果,英蘇兩國聯合出兵驅逐德國在伊勢力,分區占領伊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這一階段相對平靜,盟國在伊朗的主要目標是確保伊朗走廊暢通無阻,因此盟國在伊朗合作是主流。在此期間,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九四二年英、蘇、伊三國同盟條約,美國勢力大舉進入伊朗,以及一九四三年美、蘇、英三國首腦德黑蘭會議。一九四二年條約宣布英、蘇、伊三國結盟,規定盟國有權在伊朗駐軍、將伊朗作為戰略補給線,但盟國保證尊重伊朗的領土完整、主權和政治獨立,在大戰結束后六個月內從伊朗撤軍。大批美國非戰斗部隊接管伊朗南部鐵路和港口后,形成大戰時罕見的英、蘇、美三大國同在一個盟國駐軍的局面。德黑蘭會議是大戰期間首次“三巨頭”會晤。這次會議不但確定開辟第二戰場的時間表,勾畫出戰后秩序的基本輪廓,而且專門簽署了《蘇美英三國關于伊朗的宣言》。在宣言中,“三巨頭”承認伊朗對盟國事業的貢獻,“特別是便利從海外運來補給移交于蘇聯”;“對于伊朗政府維持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愿望表示完全贊成”。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為了獲取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讓權及相關的地緣政治利益,蘇聯不惜使出渾身解數,包括向伊朗施加外交壓力、在伊朗阿塞拜疆省扶植分離主義政權和拒絕如約按期從伊朗撤軍,引起伊朗和英美的強烈反應,釀成嚴重國際危機。伊朗訴蘇聯一案是對聯合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機制的首次考驗。危機高潮時,東西方幾乎走到了武裝對峙的邊緣。結果,蘇聯的勢力被逐出伊朗,英國在伊勢力被削弱,美國勢力在伊朗坐大。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最后階段,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機階段,對研究冷戰起源問題有特殊意義。

  伊朗危機起源于美、英、蘇三大國對伊朗石油的爭奪。導致危機的基本因素和基本矛盾早已存在:大國與伊朗之間四國博弈的復雜關系,四國的利益糾葛和恩怨,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微妙的伊朗石油政治游戲。斯大林背離列寧確立的對伊政策,不遵守盟國共同制定的在伊朗的游戲規則,激化了盟國在伊朗問題上的矛盾。

  斯大林改變對伊政策實非偶然。三十年代,由于英法兩國在國際戰略上的短視及它們與蘇聯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蘇聯的集體安全政策以失敗而告終。于是,斯大林決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同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達成瓜分東歐的協議,以將納粹禍水西引和建立名為“東方戰線”的安全區。此事標志著蘇聯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的一個根本性轉折。此后,在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中,列寧倡導的“新外交”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新戰略的色彩明顯消退,俄國傳統的沙文主義外交和擴張主義戰略凸顯。在歐洲,正當希特勒開始致力于建立納粹“新秩序”時候,斯大林通過建立“東方戰線”基本上恢復了原俄羅斯帝國的地緣政治地位。與此同時,蘇聯同意向德國提供生死攸關的石油和其他戰略物資。一九四○年初,為阻止德國獲取蘇聯石油和牽制蘇聯建立“東方戰線”,英法兩國開始擬訂利用近東國家機場轟炸蘇聯高加索油田的計劃。計劃的曝光促使斯大林設法改善蘇聯在近東不利的地緣戰略環境。

  一九四○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近東恢復俄國傳統的南下政策已初見端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提出,“承認在波斯灣的總方向內,巴統和巴庫以南的地區是蘇聯領土要求的中心”。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領伊朗北部后,蘇聯視蘇占區為禁臠,干涉伊朗內政,非法勘探石油,世人為之側目。一九四四年一月,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建議“加強蘇聯在伊朗北部的影響”和“保障”蘇聯“同波斯灣的交通”。一九四四年八月,旨在獲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讓權和地緣政治利益的貝利亞計劃問世。一九四四年九月,薩德契訶夫代表團訪伊,引發一連串危機。

  如果我們具有一定的歷史感和想象力,不難發現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伊朗危機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土耳其危機實際上構成了一次“近東危機”,其核心問題是伊朗的石油和土耳其的黑海海峽及其相關的地緣政治問題,即控制近東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和戰略通道問題。斯大林違背列寧于一九二一年確立的對近東民族主義鄰國的睦鄰友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復活俄國傳統的南下政策,試圖在近東恢復蘇聯于一九二一年放棄的某些權益并攫取新的權益,是導致危機的主要原因。

  近東危機對戰后東西方關系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危機暴露了東西方之間在戰后世界秩序和國際安排問題上的嚴重分歧,雙方意識到彼此的利益沖突,加強了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對立情緒。戰時三大國在伊朗問題上有明確的協議,雅爾塔會議也曾就黑海海峽問題達成諒解。蘇聯在伊朗問題上嚴重違規和在土耳其問題上采取單方面的過分行動使西方懷疑蘇聯的意圖和合作的誠意。蘇聯則將西方在近東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視為“反蘇”。意識形態偏見進一步加深了雙方的敵意。一九四六年近東危機是斯大林和丘吉爾的著名演說以及凱南和諾維科夫的著名電報的重要背景。其次,危機拉開了冷戰的帷幕。一九四六年近東危機是戰后首次區域性的東西方冷戰危機,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伊朗危機是戰后東西方首次嚴重對抗。東西方冷戰肇始于近東,近東冷戰發軔于伊朗。冷戰始于東西方對近東戰略資源和戰略要地的爭奪,對伊朗石油的爭奪點燃了冷戰的導火線。最后,危機有助于西方制造冷戰輿論和制訂冷戰政策,加速了全面冷戰的來臨。蘇聯在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中的行為“驗證”了凱南的遏制理論,為全面遏制蘇聯的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提供了依據和契機。

  冷戰的深層次根源是“二戰”后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即美國的全球擴張同蘇聯在歐亞大陸的擴張之間的矛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已是全球實力最強的國家,“美利堅治下的和平”逐步取代“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的進程正在不知不覺地啟動。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就是“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的藍圖和宣言,而羅斯福的大西洋憲章與前者一脈相承。兩次世界大戰都表明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權力斗爭中的關鍵性作用。正如十九世紀的英國不能容忍歐洲被一個強國支配一樣,二十世紀的美國同樣不能容忍歐亞大陸被一個強國支配。俄國在歐亞大陸擴張由來已久,“一戰”只是暫時中斷這一進程,并使俄國的版圖和勢力范圍在一定程度上萎縮。“二戰”爆發后,蘇聯通過建立“東方戰線”開始恢復俄羅斯帝國失地并重新啟動擴張進程。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紅軍在國外占領了大片領土,蘇聯成為整個歐亞大陸最強大的力量。蘇聯戰后的目標是在“大約兩代人的時間”“使蘇聯變得如此強大,以致歐洲或亞洲的任何一個大國或大國集團都不敢心存侵犯蘇聯的念頭”(邁斯基:《關于未來和平的最佳原則》,轉引自俄羅斯《通報》雜志,一九九五年第四期)。邁斯基此言也可以解讀為蘇聯在歐亞大陸謀求霸權。美國戰后“遏制”蘇聯,正如戰時“遏制”德國一樣,旨在維持歐亞大陸的力量平衡,防止歐亞大陸被一個強國支配,以便在全球建立“美利堅治下的和平”。從這個意義上說,冷戰是熱戰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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